民國四十年十二月七日講
西元：1951年12月7日星期五 陰曆：民國40年11月9日 甲子：辛卯年庚子月辛巳日十二月七日 主持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高級班第二期及學員大隊第九期畢業典禮，講〈大陸軍事失敗的關鍵和教訓〉，檢討東北軍事失敗的原因，在未能堅持戰略，貫徹「先安關內，再圖關外」的決心，又因為囿於外力，而致中途改變計劃，動搖決心，加上將不得人，所以遭遇到這種無可挽救的失敗。
今天是軍官訓練團高級班第二期及學員大隊第九期同時舉行畢業典禮。在你們結束這一段寶貴的學程，重新回到自己的崗位去從事革命大業的時候，首先我有幾本必讀的書籍和訓詞，要特別在今天交給大家。一本是「中國國民黨黨員守則淺釋」，一本是「中華民國陸海空軍軍人讀訓淺釋」。這兩本淺釋編訂的用意，是在使一般黨員和一般官兵，對「守則」和「讀訓」的真義，獲得一致的認識，和正確的了解，同時並在每一條的後面，還附上一節故事，作為大家崇敬的典型，和效法的模範。這些淺釋與故事，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自己所寫過訂定的，希望交給大家帶回去虛心玩索，切己體會，並希望傳授給全體官兵，一致研習，共同砥礪。以蔚成濃厚的革命空氣，確立堅毅的革命志節，另外還有一本是克勞塞維茨著的「戰爭原理」，這本書就是我二十幾年以來，想從他所著「戰爭論」裡摘述概要，使讀者能簡切易知──容易看、容易記、也容易實踐的這樣一本小冊子，可是總沒有時間，來着手編成，了我心願。最近忽得了這本「戰爭原理」，正所謂「先得我心」，循誦三復，欣喜無已，故特為之介紹，期勿忽視。只是這譯文還有些不易了解，不易望文生義的地方，因之我又費了許多時間，把它整理修正，並特加眉批，使之醒目，現在已不至如過去那樣艱深難解了。這是一本戰爭思想和戰爭哲學最高準則的鉅著。雖然裏面有若干不適用於現在戰爭的部分，已用方括弧括了出來。其餘大部分原理，依然是新穎、有力、切於實用的。這不僅高級將領應該隨時研習，以增益你們的智慧，加強你們的學識，堅定你們的意志，即作為對基層幹部戰爭思想的教育，也是最有裨益的。這以外還有我「敵我雙方優劣之檢討」的一篇講詞。其中對「戰爭藝術化」的意義，闡述頗詳，大家應該特別講求研究，這所指的藝術化，不惟軍事上必須如此，戰鬥上必須如此，就是任何工作、任何事物，都應該朝着藝術化的目標去作。這樣，即使不能進於藝術化的境域，也至少能做到科學化的程度。現在是科學的時代，更是科學再進步的時代，我們如果還是像過去那樣的粗枝大葉，不分條理，不切實際，不能「致廣大而盡精微」的話，那對人家不斷的進步的學術，就要瞠乎其後，目眩心駭了。我們要做一個現代的革命軍人和革命黨員，就要遇事求精求實，使能確實合乎科學化和藝術化的要求，特別是「戰爭藝術化」，更是我們革命軍人的心神，應該朝夕嚮往善為運用的基本要務。還有一篇是「說明革命建國的基本精神」（亦即陸海空軍聯合演習要旨）的講詞，那是我在三十八年看了台灣日據時代的建設──日月潭水利工程，和阿里山登山鐵路工程、以及林場的規模以後所講的感想，像日月潭、阿里山那種工程，在創始時候的艱鉅困苦，是不難想像的，這每一件工程，都非經十年二十年的時間，和十萬二十萬的人力，所難舉辦，所難成功的。日本人的這種成功，就成功在他們從政建國的服務人員有任重致遠的毅力，堅苦卓絕的恆心，久遠深長的考慮，和精密周到的計劃。他們這種刻苦耐勞，滲淡經營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取法的。大家如要任大事，建大業，特別是要擔當復國建國的重任，就必要深謀遠慮，勞筋苦志，不急近功，不畏艱鉅，每一事業，總要有十年二十年的規畫，更要有堅忍十年二十年克底於成的信心。惟有這樣，才能講雪恥復國，也惟有這樣的人才，才配談建設一個現代的新國家。此外還有我最近所講的「中東現勢與英國大選──並指示幹部教育之確立，基本組織之運用，與四維八德之生活化、行動化、社會化」和「如何紀念國父誕辰──檢討失敗的事實，反省革命的責任」及「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的幾篇講詞，都已經印成了單印本，所望大家時加省覽，深切體會，以此自反，並以此自勉。要知道我所以要把這些書籍和訓詞，趁著在今天交給大家，就是要把實踐這些昭示的責任，交給你們，勉勵你們。希望大家要毋負於黨國對你們的培育和期望，完成我所賦予你們的責任。
現在要同大家研討的，是我們過去在大陸軍事失敗的關鍵和教訓。在未開講之前，先要宣讀「剿匪戰術之研究與高級將領應有之認識」的講詞裏，有關東北部分問題的一段，這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這篇講詞，是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聽取東北行營主任熊天翼從長春回渝，報告在東北接收，橫遭俄帝的刁難與阻礙，以及共匪在東北通俄謀叛，囂張猖獗的情形以後，我對東北問題所下的決心，那就是：「我們寧可將東北問題，暫時擱置，留待將來解決。我決定將東北行營由長春移轉到山海關，而原來準備開入東北的五個軍，加入華北方面從事剿匪。首先來肅清華北方面的土匪，先安關內，再圖關外」。這個決定是針對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下的決心，而定的一個戰略指導原則。因為三十四年秋季抗戰初告結束，東北就為俄帝佔領，由俄帝接受日軍投降，他就利用這種機會進行陰謀，使奸匪武力在其卵翼之下獲得高速度的成長，同時以種種藉口，阻撓國軍進入東北。使匪軍得以從容佔據各個重要據點。並且在那時候，華北方面之匪，尚未肅清，所以我聽到熊主任的報告，考慮再三之後，就決定將行營從長春撤退到山海關，至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以我撤退長春行營移設於山海關之舉，通告俄國。這意思一方面是國軍既然不能接收東北，橫遭俄帝的阻礙，那就只有暫時把東北問題擱置，俟之異日。故決將這五個軍主力第一步先控置於山海關至錦州間地區。一方面準備策應華北作戰，一方面如其可能，再依形勢作第二步計劃。只以先頭部隊推進至瀋陽，其餘即以全力清剿華北之匪，另一面通告俄國聲明我無法在東北進行接收，無法在東北行使主權，故特撤出東北，此次阻擾行為，須俄國負其責任。如果當時這種決定，不中途改變的話，那相信是正確的，不僅華北之匪，必可肅清，東北局勢，不難徐圖恢復，至少亦不致在東北種下此次全面失敗的禍因，那更絕對可以斷言的。只是後來此一通知發出以後，俄國即表示退讓，要求熊主任重回長春自由行使職權，再不有任何的阻礙，當時情形，可說是他軟化到了極點。俄帝為什麼會這樣軟化呢？那因為我們如果撤出東北，即可正告世界各國，指斥俄帝對東北的侵略行為，所以他不得不在外表上竭力遷就，以緩和世界各國的指責。我們許多同志，就都為俄帝這種陰謀與手法所誘惑，動搖，仍舊要想行營遷回長春去行使職權。我就認為這是萬萬做不得的，如果我們不能與俄帝交涉到由陸路與海口自由運兵，進入東北，那就是只有一個行營駐在長春，無異吊在空中，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一樣危險，如果這樣是始終無法收復東北，亦無法應付俄帝和姦匪長期的陰謀。尤其是當時美國政策搖擺不定，上一星期說是他可派海軍幫助我由海道運兵到東北，這一星期又說是不行了。他們當時對東北的態度，到後來幾乎是搖擺不定，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所以東北行營，我始終不肯再遷回到長春去。我以為這原來的決策是正確的，只要我們行營不遷回到長春去，不為俄帝所脅制，實現我們「先安關內，再圖關外」的決策，就決不至在東北問題上，遭遇到後來那樣悲慘的失敗。
我們當時這種決心為什麼會動搖？這種戰略為什麼會改變的呢？那就是因為三十四年年底，馬歇爾將軍以美國特使身份來華，正式通告我們，協助我運輸六個軍進入東北，同時在對匪停戰協定中，附件說明：「國軍運兵東北，及長江以南整軍計劃，與調動部隊，不受軍事調處時期，一律停止調動軍隊之限制」。於是大家就對原定「先安關內，再圖關外」的決策動搖了。我很相信當時美國是有誠意來協助我們收復東北的，於是我就再增調了幾個軍進入東北，重新來行使我們收復東北的政策，我們當時為著要收復東北的政策實現，就不得不遷就他的調處，接受停戰，也為了有這樣的協助，可以進軍東北，就動搖了原來把東北問題暫時擱置的決心和戰略，到後來不僅進軍東北的情形並不良好，而且自接受停戰以後，一切惡劣的形勢更相因而來，結果卒使每況愈下，竟致不可收拾，這個關鍵，就是我們失敗的一個總因。
在三十五年五月間，國軍進入東北以後，即在長春與瀋陽之間的四平街附近，匪軍開始發動了三十萬以上，四倍於國軍的兵力，對我們集中攻擊，展開了一十八晝夜慘烈的激戰，最後奸匪林彪所部，卒被我國軍完全擊潰，而且潰不成軍。其殘匪就向松花江倉卒逃遁，我軍乃亦乘勝追擊，直入長春，這時如果我們不進駐長春，那就對後來的形勢，還比較容易控制一些。本來我在國軍未進駐長春的前夕，就到瀋陽指示熊主任和杜長官，要國軍主力停止在四平街不入長春。這亦是馬歇爾將軍對我的要求，後來因為匪軍在四平街慘敗，國軍遂乘勝追擊，直入長春。等到既經進駐長春以後，我就飛到長春機場，對杜長官說，今日既然佔領了長春，就應該積極向北追擊，至少要攻佔哈爾濱為止。他亦就急起窮追，到了小松花江南岸，後來因為兵力不足，不得不中途停止，改取守勢了。如果那時候我們能一鼓作氣，佔領了哈爾濱，那奸匪就無法在俄帝的卵翼下佔有北滿，更無法在松花江以南竄擾了。這是我們當時在軍事上，不能佔據哈爾濱戰略要點，以致共匪死灰復燃，就又犯上了一個重大的錯誤。
後來到了當年九、十月間，因為北滿軍事兵力不夠的緣故，所以再不能向北推進經營北滿了，我乃就決定要先肅清南滿匪部，要將南滿穩定，能切實掌握之後，再圖北進。當時開始向南滿與鴨綠江掃蕩的時候，進展非常神速，而且收復了鴨綠江邊的安東等重要各縣，不料在十月中旬我軍總預備隊第廿五師在寬甸附近被匪伏擊消滅，該師師長李正誼被俘以後，因之兵力更覺不夠，士氣亦漸低落，於是南滿又不能徹底肅清了，但這尚不影響整個戰局，到了三十六年六月，第二次四平街會戰以前，東北形勢，尚非大壤，可惜就在那年七月以後，向遼西掃蕩的時候，因局部指揮錯誤，四十九軍與新廿二師，先後遭受了很大的損失，就消失了我們在東北總預備隊的力量，可說這就是我們國軍攻擊達到頂點而下降的一個關鍵，士氣亦就從此急速度的低落，軍紀亦更加廢弛了，當時因為這種情勢的轉劣。我當時本來想親飛瀋陽，與東北將領面告一般形勢，決定放棄北滿，改變戰略的決心，後來因為關內軍事與政治及謂解問題糾纏，不能前往，所以將擬定的方案派員攜至瀋陽，就是要積極的集結兵力，控制於瀋陽周圍及瀋陽至山海關一帶，不但南滿安東要撤退，即長春、吉林皆應放棄，專以瀋陽為中心，全力集結在瀋陽附近及其外圍之撫順、本溪，鞍山、開原、錦州等各據點，積極整訓，鞏固後方交通線，暫時不求進展，以待局勢變化，再圖肆應。如果當時高級將領能夠進一步着眼，貫澈我的意旨，那也仍舊可以立於下敗之地，但是這個主張，竟不能為一般高級將領所接受。而我本人亦復受當時一般政治經濟動盪的影響，如果是將吉林、長春等地放棄，不僅東北的民心士氣動搖，即全國的政治經濟亦要一落千丈。尤其是外交當局認為吉林、長春如果一旦放棄，那我們國際地位就難維持。因之我亦就不堅持原有的主張了。及今思之，真是痛心萬分，當然這是我個人決心不堅之過，應負其責，而不能歸咎他們的。
就在三十六年七、八月間，熊主任屢次要求辭職，因為當時東北軍紀之壞，真是無以復加，一般高級將領多視公物為私有，視軍隊為私產，若非營私經商，就是貪污舞弊，因之各級主官，對他自己的部屬幾乎無法指揮，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勢，自不能望其徹底整頓執行紀律了。所以我當時只有派陳辭修以兼參謀總長名義，去擔任東北行轅主任，希望他能夠使東北局勢轉危為安，這亦可說是對東北最後的一著。當陳主任未去東北之前，原已有病，他去東北就是扶病赴任的，後來東北情勢日急，其病體遂日益不支，當時我又急於要物色一個接代陳主任的將領，可是在東北那樣嚴重情況之下，那一個將領，都不肯臨危受命，後來幾經物色，才找到衛俊如，當時我問他：我準備撤銷東北行轅，成立東北剿匪總部，你願不願去擔任這一個任務？他說「自當遵命」，我又問他：「要是你去東北以後，情況危急，你將如何」？他說：「決心犧牲，以一死報效黨國」。這樣我在三十七年一月就派他去肩負東北剿總的責任。當時衛的聲望，自然比之熊陳兩主任要遜色得多，一般軍長、師長對衛並不如對陳那樣信仰了。在那種情況之下，我只有再加派杜聿明同志去協助他，同時我自己也親往東北督導。就在那年三、四月問，當放棄永吉的時候，我就主張將長春部隊同時向瀋陽後撤，因為當時山海關至瀋陽一段鐵路時修時毀，已經不易修復，而且營口已失陷了，尤其那時中原軍事逆轉，政治經濟社會與外交形勢，可說日壞一日，我審度全般局勢，認為東北非決心撤退不可，因之我就要先把長春軍隊向瀋陽以西撤退，並以其主力恢復瀋陽到營口一段通海道路。可惜當時東北一般將領，還是不明了一般政治情勢，又昧於敵我雙方的形態，不明白以退為進，以攻為守的道理。所以我召集他們來商討的時候，總說除了死守待機以外，別無他法，突圍就只有招致全軍的覆沒，其實當時還是春夏之間，長春到瀋陽一段交通路上，共匪還沒有佈置重兵，盡可大膽撤退，如果各將領有突圍的決心，加上空軍的掩護，我相信雖不能必其安全撤出，至少亦有一半以上的部隊，可以冒險出來，決不會全軍覆沒的。過此以後情勢日急，每況愈下，到了五月以後，我亦因為行憲改制問題所困擾，更不能專心於軍事的處理，幾乎為行憲問題所束縛，徒見左支右拙，不能如往日之有自由之意旨，可以從容自如的戡亂剿共了。及至十月中旬東北形勢危急更甚，乃又親飛瀋陽鼓勵各軍，作最後之決鬥，第一就是手令長春各軍，無論遭受任何險阻，必須突圍南下，並要求其主將鄭洞國立即回報，第二嚴令瀋陽主力，即向關內與營口分兩路撤退，留有力之一部固守瀋陽，以待長春部隊之到來。當夜接到鄭洞國覆電「遵命突圍」。這樣我才安心，翌日始離瀋回平。我相信鄭洞國是能奉行命令，決心突圍的，可是東北一般官兵當時都失去了信心，不僅腐敗麻木，而且其精神與生活完全受了共匪的宣傳與脅制，尤其是軍隊對於政治教育有名無實，更無冒險犯難革命精神的訓練，而且每一官兵幾乎皆為匪諜包圍滲透，所以奸匪並不需要用兵力急攻長春，長春自然會分化瓦解，等於無形淘汰。等到突圍開始時，大部分守軍皆為奸匪煽動，就相率譁變，於是被共匪徹底消滅。這一段東北進軍和撤守的史實，真是令人不堪回首，尤其是我個人無決心、無定見，對於政略戰略不能貫徹始終，竟一時為外物所眩惑，以致一著既失，滿盤皆非，卒使全軍崩潰，全局瓦解，我們今日若再不能及時痛悔深疚，切己自反，發憤雪恥，其將何以對陣亡官兵先烈與全國民眾的期待呢？！
根據上面這些慘痛的軍事史實徹底檢討的結果，我們可以獲得如下幾項血的教訓：
第一是重恃外力，而忽略了本身的力量，希圖急速收復東北。前面我已經講過，我們原來是決定「先安關內，再圖關外」的，後來因為馬歇爾將軍自動的要協助我們擔負六個軍運往東北的責任，我們就改變初衷，企圖收復東北。本來我們當時如果專意集中兵力，清剿華北之匪，其成功必無疑義，可是我們竟急於近功，不惜把既定的計劃加以否定，分明我們只有五十分的力量。卻硬要把他當一百分使用，那到了最後，只有分散兵力，左支右絀，予敵人以各個擊破，徹底殲滅的機會。假使我們當時把這五十分力量，增加於清剿華北的匪患，那就可發揮百分之百的力量，必可達成先安關內的目的，我們乃不此之圖，竟把這五十分力量分散，其結果東北失敗以後，不僅華北亦隨之淪陷，而且整個大陸也不能不陷於崩潰的悲運了。這證明外力之不可恃，近功之不可急，恃外力而急近功，那就要犯上忽近圖遠，捨本逐末的毛病，自然是非失敗不可了。
第二是高級將領未能貫徹統帥的意旨。而統帥的意旨與戰略復為外交、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所牽制，又不能自由運用，此為失敗之第一原因。大家可以檢討一下，在戰略方面，我們開始就誤於未能貫徹「先安關內，再圖關外」的決心，此後又誤於四平街之捷，而直占長春，及其既佔領長春以後，又不能乘勢直取哈爾濱，以斷匪向松花江南竄之路，向後又誤於寬甸之伏擊，更誤於永吉放棄以後，長春又遲遲不撤，結果一誤再誤，即無法擺脫嚴重失敗的命運。但是亦難怪他們，因為他們就根本不知道那時候全面的危機比撤出長春、瀋陽更要大過若干倍，仍舊以為只要守住長春、瀋陽兩地，仍然可以控制東北全局，認為長春一經放棄，必將嚴重影響當地的社會人心，和軍隊士氣。就在三十六年夏天東北準備撤守的消息傳出以後，第一步所表現的，就是全國經濟的動搖，法幣急遙貶值，物價劇烈上漲。當時除軍事人員以外，外交當局亦極力反對，認為東北如果撤退，勢必削減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主張長春決不能放棄，尤其東北與華北的民意代表，幾乎每天包圍請願，令人朝夕不安。我還記得當時河南代表段劍岷同志等甚至在我面前環跪請求，慟哭流涕，伏地不起。這樣情形真使統帥惶惑困擾，無法再專心去對付敵人，在那種軍事嚴重階段，統帥不能主動的施展其決心，而其所造成的失敗，並不是為敵人的力量所打敗，可以說完全是我們自己的幹部和黨員所造成的，特別是三十七年六、七月間行憲以後，我要下討伐令，並要求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共匪的時候，青年黨和民社黨的代表，竟堅決反對，尤其張君勱反對最烈，以為他們非如此不能使賣好共匪，將來就無立身的餘地，而其對政府之剿匪行動，一面牽制阻擾，一面攻訐詆毀，幾乎無所不至。當時我們在國際上聲譽之所以低落，橫逆之所以紛至，就是受了這一般政客的制肘、誣衊和惡意宣傳之所致。而且就在這個時候，京中軍事、黨政、幹部，在背後竟有主張我下野之舉，你看他們這種心理與言行，簡直是不知道什麼是主義，什麼是革命，什麼是敵人，皆置之不問，只想偷安一時，以求苟免，認為我一下野，就可和平了事。而其還有一種最卑劣的心理，就是認為國際上下再聲援我們，我們就什麼辦法也沒有，什麼希望也斷絕了。大家就根於這些心理上失敗的毒素，包圍困擾，於是就造成了整個的癱瘓和最後崩潰的局勢。總之我們此次國民革命大失敗的原因，政治與外交所加於我們的影響之大，甚於武力戰爭的壓力，尤其是我黨本身的衝突和友黨對政府的誣衊壓迫，過於匪黨對我們的滲透與全面的叛亂，其威脅之大，不知道要超過幾十百倍。所以大家要知道此次我們革命的失敗，政治與外交惡劣的因素大過軍事。本黨與友黨壓迫的影響，大過匪黨直接的威脅。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教訓，今後大家更應該要特別知所警惕。
第三是各級將領平時不注重修養，在情勢危急的時候，不能如克勞塞維茨所說的「將領要作絕望中的奮鬥」。當三十六年冬季東北形勢還沒有大壞，並可以挽救的時候，而我們的將領，卻已經放棄了一切的理智，放棄了自己的奮鬥，尤其是衛俊如總司令在三十七年十月下旬，當我不許他在瀋陽先自撤退的時候，他就表現了束手無策的心情，只知孤處一室，不講話，不吃飯，亦不閱報告，不下命令，就是這樣等候着被俘。我當時接到他左右的無線電話是這樣一種情形，真是使我寸心割裂痛苦萬狀，如其在這時候他能殉職自戕，真是以一死報效黨國，亦不愧為一個革命軍人，他乃只等待被俘，他不想到俯首就俘是要遺羞萬年的，於是我乃不能不准其撤退。你看這樣一個重要的方面之將，都不能在絕望中發揮自己的理智，堅持鬥志，到這樣一種地步，真令我做統帥的亦無地自容。我為什麼還要重述這一段羞事，就是我平時培植將領，奮鬥一生，而對於一般將領之學術與修養，尤其是對幹部的品格與精神的陶煉太不注意。所以要招此不榮譽的失敗之結果，今後自不能不徹底痛改，作為大家的前車之鑑。
第四、如果當時陳辭修有病，既無適當將才可派赴東北代替的時候，就應該照最初原定計畫，決心由東北撤退，集中兵力，作鞏固關內根本之圖，絕不應該再以威望較輕，才具短拙的將領，濫竿充數，以招致悲劇。本來在三十六年冬天，如決心把長春、吉林、瀋陽三地放棄，將東北全部軍隊轉移到關內，那樣還可以全師而退。退一步說：如不願完全放棄東北，倘能將長春、吉林各軍集中在瀋陽至山海關之間，那至少也可以保持我三十四年冬季所定的計劃，然而當時竟不此之圖，仍舊要勉強從事，卒致後來不可收拾。這固然是當時形勢上實逼處此，實在也是我本人無決心無定見，知人不明，督教不嚴，指導無方的一個不可湔雪的奇恥大辱。
以上是關於我本身對東北軍事失敗關鍵的檢討和教訓，總括一句話，我們在東北的失敗，就是失敗在未能堅持戰略，貫徹決心，又因為囿於外力，而致中途變計，動搖決心。而最大的遺憾，就是我平時教育無方，將不得人，所以就必然要遭遇到這樣無可挽救的失敗。我們由這次慘痛失敗和血的教訓所啟示的，更可以獲得如下的幾項深刻的認識，那就是：
第一、將領在危急的時候，愈應以全力貫徹統帥的意志和決心，絕不許因任何主觀客觀的理由與環境關係，而自標己見，忽視統帥的意志與決心。統帥在危急的時候，亦只應專注全力於作戰方面，以決心貫徹戰略主張，不能因任何外交、政治、經濟、社會的關係，而牽制動搖，須知惟有在軍事獲得勝利與安全之後，外交、政治、經濟、社會始有轉機。如軍事失利，即一切政治、經濟與國際地位，亦必隨之瓦解，斷無可以徼幸之理。由於此一認識，今後我們就必須嚴格要求各級將領，要絕對貫徹統帥的意志與決心，不能因任何主觀客觀的理由與環境，而有所違反和擅作主張。
第二、我們在任何情勢之下，應知惟有本身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任何外力的援助都不足恃，如為遷就外援而改變既定的戰略，動搖固有的決心，則嚴重的失敗，必將多於僥倖的成功，尤其我們要認清自己的力量，善用自己的力量，有多少力量，才擔負多少事功。當然我們革命軍應該以寡擊眾，以少勝多，以精神代替物質，施展我們革命戰術，可是那也有一定可以擔負的限度和可以戰勝的衡量，決不是誇大的、恣肆的和僥倖的心理所能幸勝、所能達成的。由此我們可以深切了解，也可以重複地說，惟有本身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事事必須量力而行，如果失卻自主的行動，自必將招致可恥的失敗。
第三、在情勢危急的時候，雖然一切呈現皆已於我不利，一切努力，皆將歸於絕望之際，我們將領，特別是高級指揮官，最要的是仍舊要能提高自己理智的覺醒，善用自己理智的慧力，認清自己必須達成的使命，和自己如果失敗其影響所及的責任，特別是要保持為光榮而戰死的精神，努力尋求自己認為合理的行動與敵奮鬥到底，那才能望其轉敗為勝，化險為夷。如果在絕望中只顯現其束手無策，遲疑不決，等待失敗或等待被俘，那都是可恥的心理和卑劣的行為，今後大家要記住，惟有能在絕望中尋求其最合理的行動奮鬥到底的人，那才不愧為我們總理革命的信徒和國民革命軍的優秀將領。
最後，還得要向大家指出的，是我們東北問題，當時在國際間所處的情勢，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大家總還記得，我在三十七年十月杪，於東北情勢危急之際，曾經對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發表談話，明白地告訴他們，如東北果被共匪侵佔，則遠東問題即將無法收拾，其影響所及不只是中國一國的前途，必將影響亞洲全局，且將牽動世界整個的形勢。將來美國即使再用大於此時支助我們的力量十倍百倍，都不易挽回。這意思就是美國一些明智而有遠識的友人，也都警告過美國政府。可惜他們不聞不問，一直讓情勢繼續惡化。在這以前，我還曾經於三十六年七月間，將要撤退東北的方針，明告馬歇爾將軍，我以為他是美國有數的軍事政治家，必能重視東北的戰略地位，和東北對國際政治關係的重大，如果東北完全落於俄帝和奸匪之手，那麼中國和亞洲局勢的轉劣，必將牽動世界全局，自不待言。然而他們並不以此為然，不置可否。還有許多外國朋友，反倒要看看東北的失敗，乃至於中國的滅亡，究竟會與他們有什麼關係。他那裏會想到東北一失，本人下野以後，整個大陸即會隨之淪陷，更沒有想到在大陸淪陷還不到一年工夫，共匪就會公然「抗美援朝」以絕大的軍力投入韓國戰場，殺傷美軍在十萬人以上，也就沒有想到俄共附庸，就會在越南、馬來亞等地到處掀起戰禍。我們回想當時內外的環境之惡劣，真是有不堪回首之感。當時的環境就是一面要受美國的強制調處，要求停戰，與組織聯合政府，及其調處不成，就一轉而坐視不理，再轉而誣衊攻訐。另一面則更受俄帝的整個陰謀培植奸匪，供給武裝，進行全面叛亂。在這美俄雙重的重壓之下，我們又是在八年抗戰以後。這樣俄共對世界革命整個的力量集中一點來作最後一擊的形勢之下，如何還能單獨支撐呢？自然只有退卻，只有下野了。再說，在此一反共抗俄的戰鬥中，如果國際上下能形成全面的反共抗俄的陣線，那我當時就是不退卻，不下野，也還是不會有什麼更好的方法來宏濟時艱的。
我們在大陸上的失敗，固然使國家民族的命脈幾乎垂絕，成千成萬同胞的身家性命，蒙受荼毒，不過因此卻也促使了民主國家覺悟了過去對俄匪認識不夠的錯誤，也促使了世界民主國家反共抗俄聯合陣線的逐漸形成。在我們本身更是獲得了整個失敗的教訓，認清了失敗的原因，堅定了革命的鬥志，充實了革命的力量，只要我們能夠不忘前事，且能以此為鑑，從此又能一心一德，團結奮勉，雪恥圖強，那就必能摧毀鐵幕，撲滅赤焰，提早達成我們反攻復國，拯救大陸同胞的目的。
從今天起，你們就要結業回到各人的崗位上去了，我之所以要在今天以大陸軍事失敗的關鍵和教訓告訴大家，就是要大家切己反省，戒慎惕厲，改正過去的缺失，認識失敗的教訓，重新來做一個不倚不求、自立自強的革命幹部，務期同心戮力、知恥雪恥，來完成國民革命的第三任務。
① 黨史會藏原件，一二三·一三八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