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陳鵬仁 教授
主席、大家好，因為時間有限，我只提出幾個疑點供參考。對於藤井提出的問題，因我自己也寫過這類的文章，所以本人比較贊成陳在俊先生的論點。藤井先生在且其論文中提到中日盟約後面有山田純三鄧、犬塚信木郎、孫中山及陳其美四人簽名蓋章，所以確認盟約是真的，但我看了日本外務省檔案《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の部、革命黨關係》，這是日本警視廳派便衣警衛在孫中山住所監視他，並對其每個時刻的動靜所做的詳細記載。我杳這這些文件，並沒有發現一九一五年二月五日犬塚有前往孫中山住處簽署盟約的記錄。雖然有山田純三郎，或其他的人來訪問，但並沒有犬塚的名字，所以我懷疑犬塚根本沒有去訪問孫中山，為何有他的簽名，這是我的第一個懷疑。
其次在藤井論文(日文版)的第十頁，提到民國元年二月三日在南京的臨時大總統府裡：宮崎滔天、山田純三鄧、益田孝等日本人來訪問孫中山。藤井先生說森恪這個人也在訪問團內，也就是說森恪也去拜訪國父，但是我查看民國元年這一天的臨時大總統公報，發現當天孫中山確實召見了許多日本人，但是並沒有出現森恪這個人，政府公報是政府的正式記錄，並非為這件事而寫的，所以從藤井提到這二個關鍵人物都不在場，卻有記錄。這也引起我的懷疑，我再補充一下，藤井的論文。他在論文中提國父召見是二月三日，但公報記載確是二月二日。
另外陳在俊先生提到盟約是日本人寫的，我也贊成他的看法，這盟約的確是日本人寫的。因為日本人用的字跟中國人不同，如「弊國的"弊" 」中國人用“敝”字，日本人用“弊”字這是日本人特定的寫法。我曾將盟約的複印本看了好幾遍，他們都是這樣寫的。這裡頭很多字都不是中國人常用的，是日本特地用的。由此證明盟約是日本人所寫的，如果是孫中山或中國人寫的，就不會出現這樣的錯字，更何況這也不是國父的字，所以從這些疑點來看，我是很懷疑當時的資料不知怎樣弄來的，雖然藤井有他的論點，他是根據他們所寫的東西，剛才陳在俊先生提到山中峰太郎這個人，他寫的小說，我也看過，那是一種政治小說，裡面寫出他怎樣參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這是小說，非歷史。如果根據這些東西來寫、來註明的話，就不是學術性的論文，因為小說可虛構，但不可當作史料、資料來使用。山田純三郎這個人我曾經見過他，以前老總統(蔣公)就任總統時，特別請他來，但這個人好大喜功，有時講話很誇張，不實在。總之，從這幾點來談論的話，這盟約可能是日本人自己寫的。以上幾點恐怕還要進一步研究，總之基本上我是贊成陳在俊先生的看法。(劉碧蓉整理)
與藤井昇三教授討論《孫文密約》之真偽
一、藤井教授多次對《密約》的認定
(一)被日本新聞傳播界譽為「研究孫文第一人者」的藤井昇三教授，早在一九六六年著有《孫文の研究》一書(註一)發行於世，在該書中引用有「孫文」署名於中華民國四年、日本大正四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四日(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亡命日本期間)寫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的日文《密函》
(附錄二)及函末附載十一條《盟約案》 (附錄二) 。其內容，和當時日本正向袁世凱提出交涉中的二十一條」第五項各條要求大致相同，甚且尤有過之。
(二)其後，藤井教授更於一九八一年發表一篇《二十一條交涉時期的孫文與中日盟約》
(註二)論文，提起「最近閱讀到」孫文、陳其美(當時中華革命黨總務部長)與日本民間人士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四人簽名蓋章，於大正四年(一九一五》二月五日用日、中兩國，文字訂立了一件也是列有十一條的《日中盟約》
(附錄三》和中文本的《中日盟約》 (附錄四)。其內容和前述致小池張造的《盟約案》 (即附錄二)完全相同。
(三)又其後，一九八六年孫文一百二十歲誕辰，在大陸廣州中山大學舉辦的「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中，另有一位執教立命館大學的日本學者松本英紀教授提出論文《二十一條問題與孫中山》，(註三)肯定藤井教授對於《中日盟約》存在的論點，並有所補充。
(四)又其後，藤井教授復於一九八八年發表一篇短文《史料介紹--孫文の中日盟約》，(註四)把他在七年前論文中所稱「最近閱讀到」的《日中盟約》及《中日盟約》 (即附錄三、四)影印本發表出來。
(五)及至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間，日本ＮＨＫ(日本放送協會簡稱)電視臺播出了一段四十五分鐘的「現代史特別節曰」《孫文亡命九九三日之紀錄--被發現的日中盟約》。首先，由旁白者說明在日本研究孫文「第一人者」的藤井昇三教授「最近發現」了孫文的《中日盟約》《日中盟約》;繼之，由藤井教授加以解說：主要在指證四人《盟約》上孫文的簽名和印章是｢錯不了的｣，並以《盟約》和寫給小池張造的《密函》、《盟約案》有其關聯性，而作出四個文件當然都真實的結論。最後，在節目中特別訪問了廣州中山大學陳錫祺教授。出現在螢光幕上的陳教授，捧著《中日盟約》，審視有傾，抬起頭來說：｢這個簽字，看來是孫中山簽的，應該不是假的。這個問題可大，是對於孫中山的評價問題。現在日本檔案出來了，看起來，這個事情是確有其事，不可否認的。......｣。(註五)
二、密約真偽之辯證過程
(六)稍後，在一九九一年的八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在台灣的中國近、現代史學界舉辦了一場「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筆者以《孫文密約真偽之探究--日本侵華謀略例證》為題，寫了一篇論文，在「前言」中，我列出了前面五項經過及說法：接著明白表示：「孫先生是否一如藤井昇三教授的『發現』和陳錫祺教授所『首肯』，在當年曾向小池張造致送《密函》、《盟約案》以及和犬塚、山田簽訂過《日中盟約》《中日密約》呢？如果確有其事，我們就得認同史實，不可以為賢者諱、為親者諱，而應該照實介紹給國人知道;又如果事有蹊蹺，那未，我們就更得拿出真憑實據，讓史料說話，探究出真相來，向藤井昇三、松本賣紀教授、乃至陳錫祺教授提出質疑、辨正。筆者就是本於上述認識，謹守學術範疇，客觀而平實地針對《密函》、《盟約案》和《日中盟約》、《中日盟約》迄四個文件來作一次探究。」而結果，經我所探究出來的證據，足以驗證《密函》、《盟約案》和《日中盟約》、《中日密約》都是偽造的。
(七)會後，筆者迄篇論文「不腔而走」，很快地流傳到了日本和中國大陸某些位近代史研究者手裡：接著，在大陸天津南開大學一位研究孫文與日本關係史多年、剖負盛譽的俞辛焞教授更引用了筆者的論證，並加上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出席在東京外國語大學召開的「有關近代東亞的史料和研究」的專題討論會上，提出《對孫文的滿洲租借和中日盟約考訂》以及於一九九三年又發表了《辛亥革命時期的滿洲借款和日中盟約、致小池書簡的探究》先後兩篇半天，都對藤井教授的認定也發表了駁論。
(八)又其後，俞辛焞教授更在他的近著《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一書(一九九六年八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中，舉出《密函》、《盟約案》和《中曰密約》，特別提到：「台灣學者(指筆者)對此進行過周密的考釋，認為這是偽物，反駁日本學者的觀點。」(俞教授原註：陳在俊《孫文密約真偽之探究--日本侵華謀略例證》，一九九一年，台北)並指出：「國內(指大陸》新出版的一些年譜(指廣州中山大學陳錫祺教授主編，一九九一年八月北京中華書局初版發行的《孫中山年譜長編》)和著作中也涉及此事，認為是真物。但在國內尚未見到有關考證性的論著。｣(註六)
(九)及至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日本神戶「財團法人-孫中山紀念會」以「孫文與華僑」為主題，舉行「紀念孫中山誕辰一三零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藤井昇三教授又發表了一篇《孫文與日本--以中日盟約為中心》的論文。毫未提出任何有利的證據，以證己說，以駁人非;而只是避重就輕地指稱:「台灣的陳在俊氏..列舉了不是孫文的筆跡，不是孫文的簽名和印章等數項理由」云云，含糊帶過;卻把我所指出的孫文致小池《密函》中的多處錯字、以及《中日盟約》文字欠通等多項重要的質問，都置之不談並且在通篇論文中多次指謫我陳在俊是：「非邏輯性的謬論」、「無視歷史事實的謬論」、「無地放矢，是極為不當的發言」、「論證方法，不能不說是錯誤的」、「完全缺乏說明力」、「不具邏輯性，完全沒有說服力」、「與真的學術研究無緣」。
(註七)筆者讀後深感訝異:像這一類詞句怎麼會是出自一位研究學問的文學博士、資深教授、而且歲近古稀的歷史學者筆下;尤其是在國際性的學術討論會中，竟然會出現如此破口罵人的論文，真是前所罕見。
三、《密函》、《盟約案》及《日中盟約》《中日盟約》真偽之探究
今天(一九九八年一月三日)
，筆者則是懷著我們中國二千多年前孔子說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心境，歡迎藤井昇三教授惠臨我國，而有機會讓我和他面對面地討論孫文致小池張造的《密函》、《盟約案》與《日中盟約》、《中日密約》的問題。我仍然和一九九一年撰寫前篇論文時的態度一樣：「謹守學術範疇，客觀而平實地」，並且是更客觀、更平實、尤其簡明扼要地再來作一次探究，以供和藤井教授暨各位學者討論。
一、所謂《密函》、《盟約案》，
(即附錄一、二)就是筆者在本文第一項(一)節中提過的：「孫文」署名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寫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的日文《密函》、《盟約案》，是用八張十二行紅格紙忻寫(最俊一張只寫了一行)。現在我們把原件照片以及由筆者迻譯的中文，上下對照，製版附後，以便諸位學者暸解其全貌。
二、所謂《日中盟約》、《中日盟約》，
(即附錄三、四)如本文第一項(二)節所指，是依據藤井昇三教授在一九八一年發表的「最近閱讀到」《二十一條交涉時期的孫文與中曰盟約》論文所云：「孫文、陳其美，與日本民間人士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於一九一五年二月五日簽名蓋章，締結了用中日兩種文字簽署的《中日盟約》和《日中盟約》」;後來，藤井教授又於一九八八年寫一短文《史料介紹--孫文的中日盟約》，而將原件縮小影印公諸於世的文件。
三、筆者拿追四個文件細心比對筆跡，顯然可見定出於同一人所書寫;四人《盟約》的日期是二月五日，致小池的《密函》、《盟約案》為三月十四日，雖然《盟約》日期在前，但為探辯其真偽，則需先從日期在後的《密函》開始研究，較會容易理出頭緒，克明真相。
四、以下，就是筆者探究結果的管見:
(一)《密函》、《盟約案》原件不合日本政府處理公文書的手續
這個《密函》，《盟約案》
(見附錄一、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占領日本的同盟軍總部的美國官員在東京霞關日本外務省所保存的極機密文卷中所發現的。筆者首先要指出：按照日本政府處理公文書的手續，無論受文或發文，期受、發文者本人或經手人、以及閱覽過的上級長官，都得在文件上蓋章或簽名，並蓋有收、發文日期及編列文號等印章，孫文《密函》雖然只是寫給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的私文書，但後面附有出賣中國重大國權給日本的《盟約案》，如果小池局長既已收到此文件，而且將之放入外務省的極機密文卷中，則已經是公文書，應該已有簽章，並且呈經當時的外務省次官松井慶四郎、甚至外相加藤高明看過，至少松井次官也會蓋章。可是何以該文件上面連任何一個印章和收文日期、文號都沒有呢？
所以我的論點是:所謂的《密函》、《盟約案》，應該是在後來不知道由何人、在何時，把這個偽造文件塞進外務省極機密文書裡的。
(二)《密函》上的『孫文』簽名是假冒的
這個假冒的情況，早已被若干位日、中兩國歷史學者指出。今天，請任何人一看，也都能知道是假冒的，而且仔細審視，更可以從那個假的簽名筆跡看出：正就是寫《密函》的人所冒簽的。
然而卻唯有藤井教授在他一九八一年所撰的論文中表達獨特見解：「字體的整體感覺，非常相似;只有『孫』牛的『子』
邊，有些顯著的不同..這是由於毛筆的種類、紙張的狀況、寫字時的姿態等外在條件的不同而出現的差異..或者因為是絕對機密的私信，恐萬一洩漏出去，所以孫文本人故意簽的筆跡不符，也有可能。不管怎麼說，單憑簽名筆跡這一點差異，就斷定其為偽造，似乎是有點危險。」(註八)
而且在十五年後的一九九六年，藤井教授再度發表的論文中，還在指稱：「根據所使用毛筆的種類、紙張的質地、書寫時的姿式，用力的方法，速度等眾多因素的不同，而產生差異。」(註九)並且對筆者加以指謫：「哪怕稍微有一點差異，就斷定為偽造物的論證方法，不能不說是錯誤的。」(註十)
對於以上藤井教授多年來所一貫堅持、但卻總是含糊其詞的說法，筆者無須浪費筆墨來作反駁，因為今天中、日學者共聚一堂，包括藤井教授和我本人在內，請大家把我所指假冒的「孫文」簽名(引自附錄一)和我所蒐集的五個真實的孫文簽名(附錄五)比較一下，做一個公評--究竟是我陳在俊「論證錯誤？」還是藤井教授的「論證方法」，真正是「錯誤」到令人不可思議？
(三)王統一的名片不足以作為《密函》是真實的證據
戰後美國官員在發現《密函》、《盟約案》時，上面附有「王統一」的名片，藤井教授據此推論：「(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孫文讓革命黨員王統一將致小池張造的《書簡》送給小池。」(註一一)筆者認為：藤井教授有何根據認定該《密函》《密約案》是孫文派王統一送去？這又是「缺乏說服力」的大膽假設。
王統一本名王統，畢業於日本大阪商船學校，因為他娶了一個日本妻子，所以他的日本話講的不壞。他參加了孫文的「中華革命黨」，孫文委用他的主要任務，是打探日本方面對於革命黨的態度和動向，以及對日本人的外圍聯絡工作，有時兼當孫文和日本來訪者會話時的翻譯。
(但重大機密的對日本人接洽和翻譯，都是戴天仇擔任》他對外用「王統一」的名字，在東京的接觸面很廣，認識很多日本人，他的「王統一」名片散佈在日本人之間的當然不少。
孫文如有把《密函》、《盟約案》那樣重大機密的文件送給小池張造局長的事，必然不會派遣一個陌生人送去，而是派和小池認識的人，即使跑去兩趟、三趟，甚至很多趟，總之是必須見到小池本人，當面遞交;絕不可能附上一張「王統一」名片，留託外務省的其他人代為轉交小池。這是筆者認為在這個文件中附有「王統一」的名片，是無此必要的。
何況筆者在前面已經舉證論斷該文件是偽造的，忻以筆者認為該偽造文件「不知道由何人、在何時把它塞進外務省的極機密文書裡」時，附加上一張王統一的名片，是有最大可能的。
(四)《密函》、《盟約案》和《日中盟約》、《中日密約》都是出自某一位日本人的手筆
一、現在，我們把《密函》、《盟約案》 (即附錄一、二)和《日中盟約》、《中日密約》
(即附錄三、四)比對一下，很明顯地可以認出都是同一個人所寫，並且不是出自中國人之手，而是某一位日本人所寫的。大家都知道：孫文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後，雖然數度滯留日本，合計時間不短，但他不懂日文，不會寫日本字。他寫給日本人的信，一向都是用中文寫的，因為在那個時代有知識的日本人，差不多都能閱讀漢文，沒有用日文的必要。然而這件致小池張造《密函》(見附錄一)，不僅為日文，尤其是使用日本文言書信專用詞句的所謂「候文」體裁，辭意重複，是一篇道道地地的舊式日文書信。像這樣的日文，在孫文左右親信幹部中，即使是被日本朋友共認為是日本語文最好的戴天仇(季陶)，也是不可能寫得出來的。
二、筆者曾經再三仔細閱讀該《密函》，並在還譯為中文(見附錄一、二下欄)之際，確實認定它是出自日本人的手筆。因為且其中「敝國」的「敝」宇，出現五處之多，全都誤寫為「弊」
(請查閱附錄一之一頁九行，二頁五行、八行，三頁二行、十行);「交涉」的「涉」字，也有五處，全都誤寫成「抄」
(一頁十行，二頁七行、九行，三頁五行、十二行);「荏苒」的「苒」自，草頭下面的「冉」，竟有多出一橫，誤成「再」(二頁十行);「曠日」的「曠」字，「日」邊誤寫成「目」邊(二頁十行);「缺」字右邊的「夾」誤寫成「欠」
(四頁一行)
。像這些情形，都是日本人書寫漢字所發生的普遍性、習慣性的錯誤，在他們來說，不算是錯。但如果是中國人所書寫，則絕不會寫錯，更絕不可能有兩個字各錯到五處之多。像這樣謬誤的文件，怎麼能令人相信：那是中國人、尤其是孫文親筆寫出去的書簡呢？
三、孫文自一八九五年九月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亡命海外，週遊世界，到處碰壁，日本的大隈重信、加藤高明等人甚至曾經先後譏嘲他是「乞丐」，但他一直以中國革命黨領袖自任，無論和哪一國人談話或通信，絕不失格;尤其在就任中華民國開國臨時大總統後，更是注重國家和自己的尊嚴。二次革命後，再度亡命日本，固然有所希求援助，但絕不至於對日本外務省一個局長寫給日文信，而自稱「不肖」的。日本人哪裡曉得：「不肖」兩個字在中國文義找中，下只是謙卑，而且是多麼嚴重的謙卑!孫文畢生何曾如此自賤過？
四、依據以上幾點理由，絕對可以證明那件日文《密函》內容，絕非孫文的意思，而是日本人所偽造、所書寫的。筆者認為如果有人對我以上所舉實證，還要強辯它是真的話，那麼就得請讓我來引用藤井教授一九九六年論文中的兩句話，真正是「無視歷史事實的謬論」，「與真的學術研究無緣」。
五、還有，在這裡筆者要附帶說明一點三該《密函》土的諸多錯字，乃是本人在一九九一年八月的論文中指謫出來的，其後，南開大學俞辛焞教授引用了我的發現，在他的著作中都已有註明。
(註一二)可是藤井教授卻把我的發現，改稱是俞教授所言，(註二：》筆者不知道:藤井教授究竟口疋讀書粗心大意，抑或是故意無視或貶低筆者？總之，我不得下在此紂藤井孜授提出抗議。
(五)《中日盟約》的出處曖昧不明
一、在四個文件之中，《密函》、《盟約案》 (即附錄一、二)是戰後由美國官員在日本外務省極機密文件中發現的;至於所謂《日中盟約》、《中日盟約》， (即附錄三、四)據藤井教授所云：乃是由孫文、陳其美和日本民間人士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鄧四人所簽訂，都已如前述。
二、有關《日中盟約》、《中日盟約》的出處，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日晚間N H
K播出的電視節目中，旁白者只是含糊其詞地說:「最近在東京發現」。至於從哪裏發現的，並沒有公開交待出來。但早在十年前的一九八一年，藤井昇三教授發表的論文就已曾提到:「孫文和日本方面締結的《中日盟約》，最近得到確認」;(註一四)究竟是悉麼樣「確認」？毫無說明。同時，在該篇論文「附註三」則表示：「《中日盟約》全文原件，至今還未曾公開過，在各種孫文全集或選集中也都沒有記載。筆者(藤井)是在最近承蒙受託保管該盟約的前早稻田教授洞富雄博士賜與閱讀原件的機會」。(註十五)這就是說《盟約》是保管在洞富雄教授的手裏。
三、洞富雄教授是研究「南京大屠殺」的權威學者，他在戰後數十年中，蒐集資料，撰作專著，究明日軍在華殺、燒、淫、擄的暴行，抉發歷史真相，鍥而不捨，絕不為右派份子的群筆圍剿和暴力恐嚇所屈服，是一位值得世人尊敬的歷史學者。《日中盟約》、《中日盟約》既然是洞教授受人託管，保存在手裡，並且讓藤井教授過目以及影印發表;(見附錄三、四)則作為歷史研究者的藤井教授，自然有必要、有義務向洞教授問明白，是何人託咐他保管的？相信以洞教授的為人，是絕對不會不照實說出來的。但何以藤井教授下去追根究柢、向歷史作一個明確的交待、讓日本國內和國際間的歷史學者共明它的出處呢？
四、迄個問題，無論其為藤井教授缺乏研究學問的精神、懶得去追究《盟約》出處：或是已經知道它的出處、但卻不便公開出來。總之，研究歷史的學者，最基本的任務而又最榮譽的成就，是在解開某一或若干重大歷史的迷團，而不是製造謎團;或是發現了迷團，卻置之不問：甚至據之以為獨得之秘，更甚至不容他人質疑。這可以說是：全世界史學者中罕見的曖昧態度。又正如藤井教授本人所言：「與真的學術研究無緣。」
五、為了探究這個謎團，在日本歷史學者中，也並非是沒有其人，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中國大陸的「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為紀念孫文誕辰一二零週年，在廣州中山大學和中山市翠亨村舉辦了「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日本有一位主命館大學松本英紀教授在他所提出以《二十一條問題與孫中山》為題的論文中，引用到一九三三年出版的《秋山真之》書中，刊載有山田純三郎紀念秋山的一篇文章提到：「支那方面以孫和陳、日本方面以犬塚和我(山田)的名義，已締結了《密約》，現在，其。。的。。，還藏在某處的金庫裏。是由秋山將軍執筆，我(山田)拿去交給孫的。」(註二二)松本教授並加推論「其。。的。。，無疑便是日中的盟約」;「還藏在某處的全庫裡，實際上也許就是參謀本部的金庫。」藤井教授對於松本教授發現山田純三郎在一九三三年所寫的這一篇文章，基本上是認同的，
(註一七)但為何卻仍不循提供原文(即附錄三、四)給自己的洞富雄教授去追尋線索，明白交待:而卻只是在N H
K電視台做一個節目，在螢幕上閃耀幾次，(附錄六)就以為會達到可以令人信以為真的目的呢？這種手法，才真正更是「與學術研究無緣」，仍然不能解明所謂《密約》的出處曖昧，也就是藤井教授絲毫無意究明其為真為偽，而在有意製造迷團;並且是執意要把「迷團」當成「史實」，再三在日本大肆宣傳。
(六)《密函》、《盟約案》與《日中盟約》
一、這四個文件，(見附錄一、二、三、四)筆者已在前面說過：只要互相比對一下，就可以明瞭包括《密函》上的「孫文」簽名，都是同一個人所寫，並且是某一位日本人寫的。而且藤井教授也曾在一九八一年的論文中指出：「孫文致小池《密函》、《盟約案》和四人簽署的《中日盟約》《日中盟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且經仔細比較其筆跡，特澈極為相似，想必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筆」。
(註一八)後來又曾在一九九六年的論文中提到：「如果剛才引用的山田純三郎的回顧談無誤的話，三者均應出自秋山真之之手。秋山如前所述熱情地援助孫文的革命運動，因此可以認為：他是基於孫文的想法，執筆《盟約》、《書簡》，《盟約案》三份文書的」。
(註一九)於此，筆者不得不嚴峻地指出:藤井教授像追樣地憑空臆斷秋山真之是「基於孫文的想法而執筆」，又正就是如他自己的指謫：「不具邏輯性，完全沒有說服力。」
二、現在，所要討論的是:這四個文件究竟是否秋山真主書寫的呢？
秋山真之(一八六八-一九一八》，是日本傑出的海軍名將，當年(一九一五)擔任海軍省樞要幕僚的少將「軍務局長」，(一九一七年因病晉升中將退役，翌年死亡)他手書的公文，至今留在日本防衛廳戰史研修室的檔案中還多得很。筆者特地託日本友人影印來一件在大正四年(即中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八日，秋山軍務局長親筆起草的海軍省致「臨時南洋群島防備隊(註二。)司令官松村龍雄少將的急電稿，經海軍次官鈴木貫太郎閱後(上面蓋有「鈴貫」圓圓章)發出的。現在筆者將該文件製版附後，(附錄七)請藤井教授和各位學者欣賞一下秋山將軍的真跡，全文一氣呵成，文筆秀麗而兼剛勁，摹臨王羲之字體，饒有帖意，的確是一位久習書道、文武兼資的將軍。今天，我們大家拿秋山真跡和《密函》等四個文件比對一下，立即可以判明那不是秋山所書寫的，也就是立即可以判明山田純三郎一九三三年紀念秋山的文章，是信口開河，是偽造歷史。
三、然而令我費解的是：我以一個非日本人，而且現在又非待在日本的人，就會非常容易的找到了秋山真之的真跡，來做比對，判明真相;而藤井昇三、松本英紀兩位教授如果的確是在客觀地、認真地研究這一段歷史，則在治學的方法上來說，應該不會想不到就近向防衛廳找出一件秋山真之手書的文件、來作比對吧？日本人都是自幼「讀」「寫」漢字的，如果有人胡說:那四個文件還都是秋山真之的手筆，則又是正如藤井教授所指：「無視歷史事實的謬論。」
(七)《中日盟約》出於日本人自作自譯，中文欠通
一、筆者在一九九一年提出的《孫文密約真偽之探究》論文中曾經寫有：「據黑龍會編纂發行的《東亞先覺志士記傳》所載秋山真之傳，盛讚秋山於日俄戰爭時替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東鄉平八郎草擬戰報，『字字金玉，讀之如無韻之詩』;(註二一)又據「東亞同文會」所編《對支回顧錄》，也讚美他『文藻豐腴』。
(註二二)可是我們看到的『孫文』署名致小池《密函》，辭意蕪冗，錯字連篇，豈是出於文豪秋山真之的筆下？所以依據筆跡的差異和文字的優劣，足徵山田純三郎的「秋山將軍執筆，我拿去交給孫的」所言，就是說謊。
二、筆者早在一九九一年拿藤井教授發表的中日兩國文字的《日中盟約》、《中日盟約》加以比對，立即發現這兩個文件，是先作成日本文，然後譯成「日武中文」的中文本，多處中文欠通，證明那是日本人「自作自譯」的東西，所以我在當時所寫的論文中，就明白指出「中文欠通」。而藤井教授對於中文的理解不夠，又下去向精通中文的人士請教，卻到了一九九六年在他的論文中還在妄言指謫：「陳委員(指筆者)沒有具體指出中文欠通的地方，就試圖將『中文欠通』與偽造說法聯繫起來;而我(藤井)則認為《盟約》中沒有欠通的地方。」
(註二三)
三、對於藤井教授的質疑，筆者理應正面答覆，現在我就拿中文本的《中日盟約》以對照表的方武，把「欠通」的地方列舉出來，以供藤井教授和各位都在會場參加討論的學者共同審閱，當可以得到清晰的暸解：也可以證明筆者指稱：「藤井教授對於中文的理解不夠」這句話，並非是「無的放矢」。
下為圖表
四、向右表上欄由日本人自譯的《中日盟約》，其中文欠通到這樣的程度，請問藤井教授與中、日兩國的任何一位歷史學者，假設你就是當年孫文本人，你會閉上眼睛就在如此荒唐的文件上簽名蓋章，當作正式的《盟約》，交給犬塚信太郎和山田純三郎嗎？
五、「中華」兩個字，是代表「族群」的象徵性名詞，「中華民國」才是「國家」正式名稱，中華民國是孫文所革命創立的在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國家。在當時孫文人及他的革命同志們，都是言名稱「中華民國」，紀對不會只是自稱「中華」，而把「民國」二字割捨掉的。至於日本朝野，則在中國的清朝時代，還稱之為「清國」;但自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成立後，他們就只稱「支那」，並且信口雌黃：「支那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無視於「中華民國」的存在。孫文深知日本人的心態，也最介意這一個問題。如果《盟約》是他簽屬的，他必定會寫明「中華民國」，絕對不會只用出無法表達國家身分的「中華」兩宇。
六、在《盟約》簽名的兩個日本人，其一、犬塚信太郎，原先定「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公司)理事而退職下來的民間人；其二，山田純三郎，名義是南滿鐵道的一個小職員，實際是做中國情報的浪人。孫文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期間，山田是奉日本當局派來和孫文聯絡，替孫文跑腿，並打探孫文情況和蒐取革命黨人的活動計劃和動態的情報員。請問：犬塚、山田這樣的兩個人，憑什麼身份地位能夠代表日本國家，和孫文、陳其美簽署《盟約》？而且在那密約中，孫、陳不只是出賣國權，更且承諾把中國降格成爲日本的附庸。然而相對地日本會給予孫文什麼具體利益和援助呢？在《盟約》中卻是一字皆無。孫文、陳其美難道都患了嚴重的精神耗弱症，會任憑山田純三郎捉住手簽出那樣的《盟約》嗎？
七、按照國際慣例，兩個國家代表簽訂條約，其爲甲國文字的約本’由甲國代表簽署在前，乙國代表簽署在後；其爲乙國
文字的約本，由乙國代表簽署在前，甲國代表簽署在後。何以《日中盟約》、《中日盟約》都是由孫文、陳其美簽署在前，犬塚、山田簽署在後呢？尤其是根據把守在孫文住宅門前的日本警察在一九一五年二月五日「孫文の動靜」的報告中説明，那天只有山田純三郎、陳其美到過孫文寓處，犬塚信太郎並未出現，請問《盟約》怎麼會在那天簽署呢？可是藤井敎授在他的論文中卻是任意自圓其説：「《盟約》是由孫等三人在那一天先簽署，犬琢是在後來另一天補行簽章的」。筆者認爲：那樣重大内
容的《盟約>，四個人竟然不在事先約好日期，會同簽訂；而是缺少一個人後日補簽，請問：古今中外會有這樣草率的行爲嗎？更請問藤井敎授憑何根據臆斷犬塚是在另一天補行簽章的呢？因此，筆者不得不指出：藤井敎授應該是一位「歷史創作
者」，而不是「歷史研究者。」也許「創作」比「研究」的層次更高，所以他才會在日本被譽爲「孫文研究的第一人者」，當代所有其他研究孫文的日本歷史學者，都只有「甘拜下風」「望塵莫及」了。
(八)僞造的文件可能與小説家山中峰太郎有關
山中峰太郎(一八八五~一九六六)是日本士官學校十九期(一九o七)畢業，任官少尉，一九一
o年考入陸軍大學，一九一二年退學，一九一四年「依願免官」(自請退役)(註二四)，旋任朝日新聞記者，後來迎合軍國主義風氣，撰著鼓吹武勇、以供青少年閱讀之軍事小説頗多。(註二二)
一九六三年(去世前三年)七十八歲，發表了 《實錄アジアの曙--第三次革命の眞相》
(亞洲的黎明--第三次革命真相)一書，(註二五)自稱參加了孫文的討袁革命，内容全是杜撰的説言。現在略舉其書中幾節無稽之談，以證其妄：
(1)山中出生於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曰，他在該書九十一頁中説：「俺在今天，是二十八年加十七天。」筆者爲他計算了一夏，那天應該是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陽曆除夕。他説：那天有一位德先生和他談話，提到：「蔣中正由廣東來了，你知到蔣這個人嗎？』他答：「俺不知道，是黨員嗎？」德説：「嗯！他是留日士官學校畢業生。......這一次討袁，他到了了廣東，擔任孫文總理參謀性質的秘書，最近秘密到此。(日本)......」我們中華民國史的學者，都知蔣氏在一九一二年的名字叫蔣志清，字介石，討袁期間以字行，一九一六年以後，才改名蔣中正；二次革命時，孫文未到廣東討袁，蔣也沒有到廣東去---這是山中峰太郎胡説之一。(註二六)
(2)山中在該書九十七至九十九頁中提到：一九一四年一月與方人談話，山中問：「孫文總理也要離開日本嗎？」
方答：「不知道咧！總理的内心如何？都沒有聽説過，恐怕要看夫人的意思吧！」山中又問：「總理的夫人嗎？
」方答：「是啊！宋慶齡女士嘛！非常有氣慨的聰明女性，總理任何事都和夫人商量後決定。胡漢民、戴天仇、廖仲愷等廣東派的一般人，
都對夫人反抗哩！」我們知道：在一九一四年初，宋慶齡還只是隨著姊姊宋靄齡到孫文處做秘書工作，孫、宋二人是到了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才結婚的。方聲濤怎麼會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就稱宋爲「總理夫人」呢？--這是山中峰太郎的胡説之二。
(註二七)
山中峰太郎在整册書中沒有一句話是眞實的，其不知所云的無稽之談，不可勝計，筆者也無須再替他摘錄。但是還影更大膽造假，荒唐透頂的謊言，就是他自稱：「雲南起義後，大家都很緊張地聚在東京原宿中華革命黨本部中(筆者按中華革命黨本部地址是：東京青山北町七丁目一番地；孫文住址是：原宿一O九番地--見日本警察「孫文の動靜」調查報告。山中胡扯「原宿」是「黨本部」所在地。)，王統一從裡面走出來對我(山中)説，總理請你馬上進去。穿著中國服裝的總理，一個人在桌子前面站起來，拿著一張青色大型的厚紙，交到我的手裡説：這個給你。我接過來一看，原來是一件「委任狀」，由王統一所寫的『委任山中峰太郎爲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委任日期爲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總理自己的署名蓋印。」山中還接下去再胡扯：「我把那張厚紙橫放在桌上，不想接受地説：『委任的事，只要口頭吩咐就夠了嘛！」我一看總理，大出意外地聽他説出：『中國的東北軍，到革命成功後仍然存在，你將來是東北三省、也就是滿洲實際的統治者，現
在就必須要做準備工作。中日親善、亞洲新興的基礎工作，是將滿洲特殊權益讓給日本，但領土、主權絶不能易主。日本關東軍的守備兵力不能再比現在擴大。我國革命政府直屬的東北軍，永久駐屯各重要城市，都督直接統治東北三省，你開始雖任參謀長，但會升任司令官，同時坐上都督的椅子。……』總理熱心地説著，統一爲之翻譯，其美、漢民、仲愷、天仇都進來了，在傍邊聽，沒有人反對。我想『使日本人的我歸化中國，统治滿洲，大家都會同意嗎？」天仇對著神情訝異的我悄悄地説：「你就擔任滿洲王吧！......』。……我對天仇説：『什麼滿洲王，算了吧！』......統一將委任狀折疊起來’塞進我的上衣内口袋中。」(註二八)
山中峰太郎不但如此胡謅，並且還把那件「委任狀」製版印在他著書的二百五十七頁。現在，筆者也將它再製版附入本文。(附錄八)並做幾點分析於後：
一、孫文是於雲南起義四十天前的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十一月十五日派居正到青島就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以許崇智爲參謀長，聘萱野長知爲顧問。(註二九)
二、東北軍是在日本陸軍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幕後策動支援下才能組成，萱野長知是孫文最信賴的人，由他聯络招邀了八十
多個日本浪人前往參加，在黑龍會編纂的《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中册第六一三至六一五頁列有名單。筆者現在將之剪接起來製版附後，(附錄九)其中找不到山中峰太郎的名字。而且我國史料非常清楚，東北參謀長前爲許崇智、後爲蔣介石，根本與
山中峰太郎無關。
三、山中峰太郎既自稱爲東北軍「參謀長」，但在他的著書中，連總司令居正的姓名都沒有提到過，也沒有描述山東一帶軍隊的活動狀況。尤其從他的著書中，可以看出：他與中華革命黨毫無淵源，也不知曉黨内的人事和革命運動實況，甚至連黨本部的所在地都弄錯了。他至多是認識極少數革命黨員乃至聽到一些黨人的姓名而已，就敢在數十年後編造出那樣無稽之談的著作出來。
四、可是他那一張「委任狀」(見附綠九)上蓋的「孫文」印章，則似乎是眞的。據筆者在中國國民黨黨史委貝會史枓中看到過：孫文在革命期間曾經印製了許多委任狀，蓋好黨印私章，隨時塡發給回國革命的同志。而有可能散失了一些在外，山中峰太郎可能就獲得了這麼一張。此外，在這件「委任狀」上所塡寫的「委任山中峰太郎爲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十九個寫上去的毛筆字，使筆者觸目之際，即有似曾相識之感，爰經拿它和《密函》《盟約案》《日中盟约》《中日盟約》仔細比較，字體極爲神似，好像和那四個文件都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筆，現在，請各位學者都來審鑑「委任狀」上的十九個毛筆字和「中日盟約」上的漢字是否神似？果屬如此，則一切爲眞爲偽的眞相也就可以大白了。
五、山中峰太郎在他的著書中又有杜撰之言：「(中華革命黨)北京機密情報由電報打來，内容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在對袁(政府)交涉最激烈之際表示：『日本政府已有援助中華革總理孫文的準備；爲此，孫文已在東京提出酬謝的條件，並且定案了。』面對這樣脅迫，袁世凱與北京政府已經動搖，正在討論應對的方策。」這個密電譯出之後，總理、统一、天仇和我都爲之愕然。......臉上都變了色的胡漢民向總理質問：「有過這樣的嗎？是眞的嗎？」總理憮然回答：「我不知道。」
(註三十)如前所述山中峰太郎根本與孫文沒有關係，他在這一段謊言中所提到的各人都已去世數十年之後，竟然自吹自擂參加過中華革命黨核心人士的極機密會談，(筆者按：萱野長知也未曾參加過革命黨内部的會議)固然不值得我們一笑；但是他卻是話裡有話，透露出他也知道所謂《密函》、《盟约案》及《日中盟约》《中日盟約》這兩回事。據此足證在後來(不知何時)他如果不是參與偽造四個文件之一人，卻怎麼能夠在晚年著述妄誕無稽、類似回憶錄的書中，寫出以上的話來呢？所以筆者認爲可能他就是偽造者，應該也不是「無的放矢」。
四、結語
筆者探究史事，必務求摒除主觀意見、預設立場；更必務求徵引多方面史料，排比考證，追根究抵。此一公案，涉及問題甚廣，筆者研索所得，在前次和此次論文中，都因限於篇幅，不能作詳盡的論析。(筆者當陸續另以專題撰文)本篇拙文，只能就問題的核心有所抉發，願聞藤井敎授和諸位學者明敎。同時，我更有希望於藤井敎授者，您從洞富雄敎授處所閱到的《日中盟約》《中日盟約》原件，既有專文介紹，更已在電視上公開，並曾經廣州中山大學陳錫祺敎授過目，是否也可以拿出來、
或是至少影印一份清晰的影本來，給我們看一下？這是對於共同尋求歷史眞相極有需要的，想必藤井敎授不至於不答應筆者這一個正當的要求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