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出處：國史館蔣經國總統資料庫-資料預覽 (drnh.gov.tw)
我的父親①
——民國四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先總統蔣公七十華誕獻作壽禮
一、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先祖父去世時，家父年僅九歲，就開始與先祖母過著一種孤苦伶仃的淒涼生活。家父嘗說：「先妣之苦節與中正的孤露，有非他人所能想像及之。」
家父在十三歲那年出外就傅，十九歲離家東渡學習軍事，返國後，參加部隊，許身革命，追隨國父，矢志救國；歷經東征北伐，統一全國，剿匪抗戰，而獲勝利，以至今日擔當反共抗俄中興大業；這是一部用血和淚所寫成的苦鬥史。
家父在一生奮鬥之中，不但在精神上始終抱著孤臣孽子的襟懷，而在實際生活上，更深深地體味了孤臣孽子的艱苦。九歲喪父，情似孽子；國父逝世，更類孤臣；而在革命過程中，又不知遇到了多少困難和危險，受到了多少敵人的圍攻和打擊，其間更有悽楚慘痛之情，匪可罄述。但是家父從不灰心，從不氣餒，百折不撓的為革命努力，為主義奮鬥。任何險惡的環境，固不能動搖家父的革命信心，任何頑強的敵人，亦屈服不了家父的革命意志。家父說：「在萬事中都能知足，不論如何苦痛恥辱和險惡環境裏，毫不沮喪，亦不失望。」
五十年來，我的父親堅守信心，始終不渝；見危受命，臨難不苟，逆來順受，委曲求全，所以能忍辱負重，克渡難關，英明果斷，轉危為安。這種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決非平常人所能具有，唯家父有至高至上的靈明，至大至剛的信心和愛力，以及至聖至潔的人格，所以才能做到「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裏作難，都不至失望」的境地，往往「能在千鈞一髮之際，運用信心，可在獅子口中反敗為勝。」我常常思索研究，這種強大無比的革命力量，到底發源在那裏？
去年過年的時候，家父給我一本「荒漠甘泉」，叮囑我將他老人家在此書中的批註，全部抄寫一遍，家父自民國三十三年七月起，直到如今，每日誦讀此書，這是一本基督教的書籍，其中每天有一篇勉勵讀者前進奮鬥的文章，涵義正確而深刻；家父在每一篇文章上，都作批註，也就是一種讀後的感想。我抄完了全書之後，認為家父之所以有那種不畏艱難的毅力和勇往直前的決心，乃是因為有一顆救人救國救世的至誠之心，而至誠所發揮的力量，才是無限無量，既不受空間的範圍，亦不受時間的局限的。西哲有言：「婦女弱者，為母則強。」一個母親為了要救自己的兒子，可以不顧一切困難，冒最大危險，甚至犧牲自己身體和生命；這就是因為做母親的有一種愛子女的赤誠。我的父親有了愛民族愛黨國和愛同胞的至誠之心，所以能忍人之所不能忍，受人之所不能受；出生入死，克服萬難，無論在過去，在現在，在將來，都是抱著這種精神在奮鬥，在努力，這就是家父強大無比的革命力量的淵源；正因為有此強大無比的革命動力，所以有永遠勝利的革命事業；所以是永遠勝利的革命領袖！
家父是忠實的革命者，亦是虔誠的基督徒，信仰基督教，最堅定，最徹底，亦最赤誠。家父說：「信徒應當一無罣慮，你在基督裏，必賜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又說：「神的行事，有程序與時候的，祈禱是下在地裏的一粒種子，還須用信心的力量去栽培他，才能生長。」
家父信仰基督教，決不是迷信，而是有其高深的哲學基礎。家父曾說：「我們中國『天人合一』哲學思想，乃是承認了『天』的存在，亦就是承認了『神』的存在，故『天曰神』，又曰『神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這個觀念，自然和共產匪徒無神論的唯物主義的觀點，是水火不能相容的；然則天與神究竟是什麼？其與人的關係又是如何？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說：『上天（神）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詩經大雅說：『無聲無臭，昭事上帝（神），上帝（神）臨汝，無貳爾心。』這就是天即神，天即心與『天人合一』的證明。不過中國哲學思想的尊天事神，決不是如後來世俗迷信之徒，所認為『活靈活現』的菩薩，而是為了我們確立人的精神價值，亦就是使吾心中常有主宰，因此『天人合一』觀念，實在就是儘量提高人的價值。」
又說：「『天人合一』的哲理，就是『心物一體』論的根源，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追溯中國哲學思想中一貫相傳的道統，這個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要從人的自然生命活動中；發現其崇高的道德價值，以別於禽獸，以攝理萬物。」又說：「惟有『天人合一』的尊神論者，才能樂道順天，不憂不懼，安心立命，生死不二。」
家父是一個革命者，以救苦救難的革命事業，來充實基督徒的生命，家父是一個基督徒，以背十字架的基督精神，更堅定了革命者的意志；因此家父以極其超然而又非常自然的態度，來從事於革命大業。
家父有其崇高的靈性修養，正如聖經所說的：「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效果，是由心發出……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當向前直觀，要修平你腳下的路，堅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腳離開邪惡。」
家父喜讀『荒漠甘泉』，且於深心印證之餘，在各章的後面加以批註。我們讀過這些批註，就更可以體認家父的靈性修養。現在恭錄四章內容並批註於后：
(一)
「『存心忍耐，奔……』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奔』的時候，常是缺乏『忍耐』的時候，因為『奔』的時候，常是急急想達到目的的時候，我們平常說起『忍耐』，立刻就會聯想到『靜止』。然而我以為靜止的忍耐，並不是最難作到的忍耐。」
「我相信有一種忍耐更難作到，就是那同時能『奔』的忍耐，固然，在悲傷的時候不動，在不幸的時候不言，需要極大的忍耐，可是我知道一件事，需要更大的忍耐，就是在襲擊之下，繼續工作，心中負著重壓，仍不停止前奔，靈裏深感痛苦，仍然勉力盡職，這才是基督的忍耐。」
「許多時候，神要我們學習忍耐，不是在牀上，乃是在街上，神要我們埋葬我們的悲哀，不是在寂靜中，乃是在活動中——在工作的時候，沒有一種埋葬比這種埋葬更難，可是這就是所謂『……存心忍耐……』」
「哦！人子啊，這就是你的忍耐！這就是又等又奔的忍耐！雖然你沒有一刻不背負著極大的憂傷，可是看見你仍在迦拿變水為酒，在野地變餅變魚，人都向你求雲中的虹，我要向你求更大的，求你叫我作一條雲中之虹，一條叫別人喜樂的虹！」
批註：一、此篇為我一生革命工作之寫照。
二、信徒在敵人重壓與襲擊之下，靈性最感痛苦之時，仍要忍耐不息，努力盡職。
(二)
「神試驗我們的時候，把我們的信心當作中心的目標，如果別的可以免去試驗的話，信心是必定免不了試驗的。許多時候，神把我們喜樂的甲胄剝去，讓我們遭遇一些恐懼危急的經歷，要看我們的信心，在試煉中受不受到損傷，真實的信心能絲毫受不到損傷。」
「保羅說：『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雖然他的頭，他沒有守住，人雖能把他的頭斬去，卻不能把他的信心斬去；他引以為樂的有三件事——『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完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其餘的一切算什麼呢？他獲得了勝利，他贏得了獎賞，他不但在地上得到欽仰，並且在天上得到稱讚，為什麼我們不能像他那樣以得著基督為至寶呢？為什麼我們不能像他那樣忠於真理呢？啊！這是因為我們沒有他的算學，他與我們算得不同；我們算為得著的，他算作有損的，但是如果我們要像他那樣得著冠冕，就必須有他那樣的信心，並且像他那樣守住信心。」
批註：一、本篇無異為我十年來經歷所寫也。
二、信心最大的試驗——被世人遺棄之時。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批註）
(三)
「牆上的石頭說：『我們是從遙遠的高山那邊來的，火和水鍛鍊了我們好久，不過將我們造成了峭壁，而人手乃將我們造成了一所住宅，你們的子孫在裏面生長，受苦，享樂，得到休息和庇護，學習造我們的主——也是造你們的主——所給他們的功課；但是我們得到今天的地步，是曾經經歷了許多苦難的；火藥曾炸裂了我們的心，利斧曾劈開了我們的肺，那時我們覺得這樣摧殘我們，是毫無理由的，因為我們仍在石坑裏醜陋的橫著，毫無用處。後來我們逐漸被人手截成了整齊的石塊，到了現在，我們已經完備了，已經在這裏盡職了。」
「你們卻還在石坑裏，還沒有完備，所以你們正像我們從前一樣，還有許多事情解釋不通，但是有一件事是我們所知道的：『有一天，你們將要被神手（非人手）安置在天殿裏作活石。』」
批註：一、這又是我二十年來的生活和環境。
二、琢磨成材，試鍊其所必須的經歷。
（民國四十年批註）
(四)
「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動搖我。」
「許多時候，靜比動更費力，靜是力的最高效能，對於那些一無根據的最惡最毒的控告，主始終『什麼都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審判官甚覺稀奇，對於那些無理的侮辱，不堪的虐待和嘲笑，連旁人都曾激起忿怒，可是主始終鎮靜，祂大有能力，才能不動，凡曾受過冤枉、毀謗、虐待的，都知道維持鎮靜，需要何等大的力量。」
「使徒保羅不是說：『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傷害我』，傷害是一件事，搖動又是一件事；使徒保羅的心頂仁慈，我們沒有讀到過有那一個使徒曾像使徒保羅那樣痛哭過。雖然保羅的心頂仁慈，頂溫柔，但是卻沒有一件東西可以搖動他。他的看法和我們的看法不同，他不貪安適，他不以性命為念，他所追求的祇有一件，就是對主至死忠心，要得主的喜悅。」
批註：一、這是二十四年來我的處境，而以近四年為尤然。
二、靜是力的最高效能，含冤不伸，任人侮辱譏刺，與最惡最毒無根據的控告，都不答辯；始終鎮靜如常，這是何等大力。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日批註）
家父於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三日，在「荒漠甘泉」上批道：
「去年下半年飽經艱危，而能堅忍不拔，安然渡過者，實得力於此書不少也。」
由此可知精神力量，是如何的偉大了。亦祇有精神的力量，才能戰敗敵人，爭得最後的革命勝利。
從國父倡導革命以來，已有七十餘年，我們在此期間，不斷地在與敵人戰鬥，有過無數次的失敗，亦有過無數次的勝利，可是到今天不但沒有得到最後的成功，而且在民國三十八年，竟遭受了空前的大失敗。俄帝共匪用最卑鄙惡毒的手段，最殘暴瘋狂的武力，竊據了大陸，我們被迫退到臺灣；可是我們並不因此灰心，且深信今日正是轉弱為強，轉危為安的機會。經過大難之後，祇要我們不向敵人屈服，誓死奮鬥下去，必能愈戰愈強，爭得更大的勝利。因為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是革命的戰爭，是為國族爭獨立，為同胞爭自由的正義戰爭。我們靠著革命戰爭一定勝利的信心，在萬難中推翻了滿清，消滅了軍閥，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今日亦是一樣的要靠著這種信心，來打倒俄帝，消滅共匪。不要因為時間漫長，而動搖自己的信仰，從宇宙真理上看，一千年和一萬年，同一小時和一天的時間，並沒有什麼不同。在為真理而奮鬥的勇士看來，驚濤駭浪和風平浪靜的環境，也並沒有兩樣，因為真理是永遠不變地存在於人間的。一個有高度信仰的革命信徒，決不會因勝利而驕傲，亦不會因失敗而灰心，決不會因順利而大意，亦不會因艱險而懼怕；不要為今晚著急，因為長夜盡了，一定天明；亦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苦難終久是要過去的。在革命過程中，決不能以一時的得失，定事業的成敗。我們祇要朝著爭取正義的方向前進，那最後的勝利和成功必定屬於我們的！在歷史上亦不知道有多少所謂強國，他們打敗了，也在一天之內解甲而投降。反共抗俄的戰爭，是理直氣壯的正義戰爭，在任何環境中不要焦急，祇要堅定信心，不要徬徨，祇要繼續奮鬥，到最後沒有不成功的。西諺說：「誰會最後笑，才是真正的笑。」
家父曾說：
「事業的成敗與難易，都是由我們自己觀念與心理而決定的，我們切不可墮入魔鬼詭計，自陷於失望的境地。」
民國三十八年，許多人受了共匪含沙射影的惡毒宣傳，對於我的父親發生了極大的誤會和懷疑；一般準備投匪的動搖分子，甚至誣衊他為「和談的障礙」。市虎傷人，甚於蛇蝎，我的父親迫不得已，祇好引退明志。結果，中樞無人主持，民心士氣渙散，為匪所乘；馴致整個大陸沈淪，使我四億五千萬的同胞，陷於水深火熱的鐵幕，造成了我中華數千年有史以來的空前浩劫。撫今思昔，創痛鉅深，益覺匪俄破壞和分化手段的毒辣兇狠；尤其可以看到一個民族領袖的威信，對於國家安危和民族興衰的關係是如何的重大！
為了國家民族的生存和獨立，我的父親以耶穌背十字架的精神，委曲求全，忍受人世難堪的奇恥大辱。各方的毀謗和污衊，雖同蚍蜉撼樹，對於我的父親個人的人格，固無損毫末；可是，眾口鑠金，使民族正氣不能伸張，國家重心不能鞏固，由此種下了大陸失敗的惡因，這是值得我們反省和警惕的！
我的父親弱冠就獻身革命運動，數十年如一日；如果把那堆積如山的全部史料，整理出來，正不知從何說起？我祇好對於我的父親生活史上最艱苦時期的奮鬥經過，做個簡要的敘述；期使國人明白：革命事業的締造，是如何的困苦艱難；一個民族領袖為了救國救民，又怎樣的忍辱負重。我相信，這對於後一輩的青年，是具有莫大的啟示和教育意義的。
我的父親的思想，是要繼續發揚中國「正統的道德思想」，也就是「王道主義」。這見之於民族政策的，就是：「對外爭取民族自身的獨立與自由，對內實現各民族的地位一律平等。」我們既無向外侵略的野心，亦沒有絲毫排外的因素；祇圖維護自己國家的獨立生存和自由繁榮，對於任何外族，都企求其與吾人和平共存，平等相處與互助合作。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也就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真諦。我們在任何時期，都迫切需要吸取西洋的科學知識與進步技術；但我們絕對不捨棄我們祖先所留傳下來的土地和文化。凡是尊重這個原則的國家，我們皆可與之為友；這是我們立國的基本精神，也是外交上永久不變的立場。我的父親是擇善固執的人，在半世紀以來，茹苦含辛，冒險犯難，也就是為著堅守這個立場而奮鬥。了解了這一點，那過去我們為什麼要堅決的打倒日本軍閥，現在我們為什麼要徹底地反抗俄帝；我們為什麼始終反對開門揖盜的賣國共匪，也就用不著再加說明了。因此，我的父親一貫地主張並希望：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上，和任何友邦誠意合作。我想凡是有遠見的外國政治家，一定會完全諒解的。
凡民可與樂成，難於慮始；一時的毀譽不足以代表真正的是非。歷史上有不少的偉人，其以一身繫天下之安危者，亦常以一身盈天下之毀譽；到了最後，事功既成，初志大白，老百姓亦就完全明白他的志節和苦心了。中庸說：「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便是這個道理。
三十九年三月一日，我的父親又受了國人的付託和敦促，認為還是放不開自己的歷史使命，因而復職。黑夜過去，曙光襲明。
家父常說：「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這就是他革命救國，操心慮患的寫照。為了使四億五千萬的同胞對領袖的苦心，更加了解，我以為祇有把我的父親從事國民革命的重要奮鬥事實和真相，公諸國人；因此，我就決意寫這本小書。
二、一位平凡的偉人
三十年前，有一位荷蘭籍的國際共產黨員，名叫馬林的，來到中國。有一次他和國父孫先生晤面，向國父提出一個問題說：
「你的革命思想的基礎是什麼？」
國父立刻就回答他說：
「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而予以發揚光大的！」
這個「正統的道德思想」，就是「王道」主義；具體說來，就是「行仁政」，「發政施仁」。
我的父親，是中山先生的信徒，父親的抱負，要繼承中山先生的遺志，完成中山先生未竟的事業；換言之，就是要繼續發揚光大這個「正統的道德思想」。
父親說：「革命的本務，是『行仁』。」又說：「革命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誠。」
什麼是「仁」？韓愈說：「博愛之謂仁」。所以「仁」的歸根結底，就是「天下為公」。
「王道」的精神，既是天下為公的博愛，所以與「以力假人」的「霸道」，是絕對不能相容的。這樣，父親便很自然地成為半世紀以來，反對共產主義霸道的先知先覺，而且是個站在最前線的反共抗俄的領袖！
一個時代的偉人，他的抱負及他所發覺的真理，是不容易為一般人所了解與接受的。這不僅現代偉人為然，古時大學問家亦常如此。當學人正在開始發現及傳播真理的時候，不但得不到別人的同情和擁護，而且往往遭受到異常強烈的反對和迫害。舉一個例子來說：十七世紀中葉，文藝復興時代，義大利有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名叫伽利略，他是第一個證明哥白尼的「地球繞日」的學說的人。可是，在當時教會的眼光看來，伽利略的學說，簡直是一種「邪說」。伽氏出版了一本書，為他自己的學說辯護，大家便以為他是妖言惑眾；教會就把他傳到羅馬去，施以慘酷的刑訊；並強迫他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不再傳授這種犯禁了的學說。這種嚴刑逼供的方法，固然使老年衰病的科學家伽利略屈服簽字，但真理並沒有向教會屈服。到今天，地球繞日的道理，不但已成為婦孺皆知的「常識」，並且連教會的信徒也不否認這個真理了。比伽利略尤為不幸的，是一位由僧侶出身的科學家布魯諾，他寧可在羅馬受酷刑處死，卻頑強地拒絕翻悔。他是為他的科學的教義和真理奮鬥到底，而寧死不屈的。這種「以身殉道」的精神，更足令人欽佩和效法；而家父所最先發覺並堅持到底的「反共」真理，也必然有一段艱難曲折的奮鬥過程。
民國六年十一月，蘇俄發生十月政變。俄國布爾塞維克黨奪取政權之後，一時吸引了世界上無數政治家，對於共產主義革命，發生了莫大的研究興趣；尤其是許多所謂「進步的」知識青年，更為他們的欺騙宣傳所誘惑和麻醉，替他們歌功頌德。各國青年——尤其東亞殖民地的青年，其嚮往這個新制度，新國家，公開的或秘密的潛往莫斯科，去接受布爾塞維克主義教育和訓練的，真可說是如蟻附羶了。當時家父對於這個新興的社會，究竟有怎樣的看法和認識呢？
民國十二年，我的父親曾奉中山先生的命令，到莫斯科去考察，立即洞燭俄國共產黨的陰謀及其政策的本質。歸國時，父親寫了一封信給廖仲愷先生，信內說：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而能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甯有是理耶？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異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
同時，在這封信裏還說道：
「中國人祇崇拜外國人，而抹殺中國人的人格。」
父親不但在三十年前，就揭穿了布爾塞維克主義者及俄國人對我的惡毒陰謀，同時，還指出了中國人之媚外和失卻自尊心的弱點。
民國十六年，我的父親因為共匪的寄生政策，逆跡已彰，不忍坐視他們毒化社會，屠殺民眾，危害本黨，破壞三民主義；乃領導黨員於十六年四月十二日開始實行「清黨」，並戡平了共匪的武裝叛亂。
共匪利用這件事，作為攻擊和毀謗父親的藉口，罵父親為「新軍閥」。而黨內所謂「左派分子」，亦做了共黨的應聲蟲，反對父親的主張和意見。現在血的經驗，徹頭徹尾地證實了上面父親所說所行的都是真理！
民國二十五年，張學良受了共匪的利用，發動西安事變，劫持父親，妄想改變父親的主張和思想，並與父親辯論。
張說：
「余覺委員長之思想，實太右，太舊。」
父親說：
「何謂右？何為舊？又何為太右？」
張說：
「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
父親說：
「余不知爾所看之新書幾何？且爾所謂新書者，係何種書籍？爾是否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之書籍為新乎？爾可將爾所看之新書擇要問余，余可為爾詳解也。須知精神之新舊，不在所看之書新舊；爾豈知爾等之所視為新書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
張學良那裏研究過馬克斯共產主義？他胸中根本就沒有什麼主見，還有什麼左、右、新、舊？因此，他一給父親反駁，就自知理屈，而轉用威脅的口吻。他說：
「舉一例以言，委員長滿腦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總覺趕不上時代。為何不從『成功』著想，而祇求『成仁』？」
父親聽了這話，立刻指摘他說：
「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我之成仁，即是成功。」
這些道理，張學良更那裏會懂得！？
現在大陸已經淪陷好幾年了，共匪之無人性的蹂躪人民，如清算、翻身、洗腦、坦白、三反、五反、勞動改造……種種政策，都表現了史無前例的、違反人性的極權主義和殘暴行為。他們的「一邊倒」主義，更是引狼入室的奴隸思想；全世界凡是沒有失卻理性的人，都應該公認這種冷酷的事實。
父親所承襲而且要力行的中國正統思想，是和世界布爾塞維克主義勢不兩立的。父親的思想天然是反極權、反侵略、反奴役、反迫害的王道主義的基本精神，也就是孟子說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道理。既然一切以民為本，當然不容人民遭受匪共的摧殘，當然會有己饑己溺的心情，想盡一切的方法，來拯救億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的。
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父親就是這樣以仁存心，以天下安危為己任的。他抱著最大的犧牲決心，為主義與真理而奮鬥到底。惟其如此，故能具有大無畏的精神，打破生死，而達到威武不屈的境界。
父親這種「以身殉道」的精神，絕不是得之偶然，而是因為他繼承中國數千年來的正統思想；並且能夠身體力行的緣故，也就是受了古代中國的「天下為公」理想薰陶的結果。父親的偉大人格，正就在於此！
戚繼光常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活的死人，一種是死的活人。」洋奴、漢奸、賣國賊，他們雖然還有一副臭皮囊，可是已經沒有靈魂，他們做了異族的奴隸，拋棄了珍貴的正統思想；這種人，可以叫做「活的死人」！如朱毛匪幫，一切要向他的「老大哥」看齊，便十足的暴露了他們沒有靈魂的「活的死人」的真面目。至於我國歷史上許多民族英雄，如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他們雖然已經死了；但他們流芳百世，永遠活在人們的心裏，可以說是「死的活人」。所以個人的賢、愚、善、惡，就看自己方寸間的一念而已。
父親所以有這樣崇高和偉大的人格，絕不是由做作而來，而是從日常生活和行動中，自然表現出來的。偉大出於平凡，自然勝於勉強，所以更顯得為一般人所不及。父親之能養成這種人格，不能不歸功於幼年時代家庭生活環境和教養的影響。父親早年喪父，家庭困苦，乃至受鄰里的欺凌侮辱；這些都是磨折父親，而適以養成其堅苦卓絕的個性的。父親自述說：
「我從前在家裏，每天一定要掃地，洗地板，還要燒飯。吃飯的碗筷，也統統自己洗滌，吃完飯的時候，不僅桌上地上不能有半粒飯屑，就是飯碗裏有一點不乾淨，也一定要受父母的嚴格教訓，甚至打罵。穿衣也是一樣，如果有一顆扣子沒有扣，父母也要罵的，洗臉有一點沒有乾淨，父母一定叫我再洗。」
又說：
「我自己曉得，我之所以能有這種的能力，來擔任救國救民的事業，完全是從小養成的。大家都曉得，我自幼小，就自己掃地燒飯，非常刻苦耐勞，在家聽從父母的話，入學敬重先生。我父親過世之後，免不了別人的欺侮；我總聽我母親的話，安分忍耐，有時被我母親打了罵了，一點也不怨，一點也不恨。所以我現在一天到晚忙碌，精神始終如一，這無非是幼小養成的習慣。」
父親幼年處境的艱苦，正如我的祖母王太夫人所說：「歷盡人世難堪之境。」父親完全生長在民間，對一般貧苦無告的平民，特別同情和愛護；這樣，便養成了一切為羣眾的民胞物與的偉大襟懷與堅忍不拔的意志。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父親生活的平凡，正表現父親人格的偉大！
父親的哲學思想，既然注重一個「仁」字，所以父親的躬行實踐，也就在於「行仁」。他的同情心、惻隱心特別發達，養成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救世主義的精神；擇善固執，百折不撓。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謂「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父親就是這樣在日常生活和實踐行動中，表現自己偉大的道德和人格的。
父親的「日記」，就是日常生活和行事的實錄，沒有一字一句不可告人的。日記中寫道：
「吾嘗見世人之迷信於家族觀念，約束於家族範圍，因而潦倒一生者，比比皆是。蓋人無大決心，固不可以當大事，無大慈悲，亦不能成大事。慈悲而不出於私情，乃為大慈悲，有大慈悲而後有大決心也。」
有了力行的革命的人生觀，有了犧牲精神，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之若素，甘之如飴，見危受命，赴湯蹈火而不辭，這就是「大決心」。
日記中又寫道：
「至浦丈，不見煙火，居民稀少。見一老婦，背負一數月小孩，啟門窺探；老婦固憔悴不堪，小孩則仰臥背上，狀如絕食多日之餓殍。見之悲痛不自已，人民遭劫一至於此，兵兇戰危，殘酷極矣！」
「太和圩宿營，沿途民房為桂軍焚燒，幾乎無完全村落。羅布洞千餘家居民，唯有一頭面漆黑之老婦；亦有在田野中向柑子而泣者，以果子為兵士摘食不能生活也。哀哀生黎，見之心痛！而沿途病兵呻吟，乏人看護，尤為心酸。帶兵生活，誠非人生所忍為也。」
這些話，是父親於民國九年帶兵在閩、粵作戰時所記的。一般人都以為軍人皆是好戰，其實不然；像父親這樣愛民如赤子的胸懷，正具有「聖人之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的大德。所以父親過去奉命誓師北伐，能夠於兩年內的短促時間，打倒北洋軍閥，統一全國，也就靠這點「不得已而用兵」的苦心，才能達成「仁者無敵」的結果。
父親對於老弱婦孺和勞動者的痛苦，都寄予充分的同情。日記中寫道：
「桂江水淺灘激，行船甚難。拖絏者，多六七歲之幼童與婦女，水沒半身，手胼足胝者，匍匐拖拉，喘聲淒楚者，觸目傷懷，淚不能忍。」
父親在北伐前，曾在福建帶兵，任縱隊司令兼永泰縣縣長。日記中曾記一段關於獄中囚犯的事說：
「見人犯中有抱子者，心亦不忍，含淚欲滴。」
由這些事實看來，父親乃是個感情深厚，熱血沸騰的慈祥長者；故一見有不平不忍的事，立時熱淚盈眶，這就是仁人之心的真實流露。
民國三十八年，父親駐節重慶的時候，當地發生了大火災，父親住宿在郊外的黃山，一夜之間，起身多次，看看市區的大火熄了沒有？父親最後一次起牀的時候，天還沒亮，立刻就命我趕到市區去看看；並令我無論如何要設法在銀行裏借點錢出來，好好地辦理善後和救濟工作。這樣關心民瘼，無微不至，真是悲天憫人。
在黃山寓邸中，父親的臥室前面，有三棵馬尾松。有一天，父親說：
「不但人與人有情感，人與樹也是有情感的。抗戰的時候，我們看見這三棵松樹長大起來，現在看來看去，還是這三棵樹最好看。」
父親有一次看到了那些拖馬車的馬，都非常瘦小，車上的乘客，往往超過四人以上；那些馬跑起路來，都是一副不勝負荷的可憐樣子。父親不忍，就派人去查問：「一部馬車，每天有多少收入？收入之中，有多少是用來餵馬的？」那位派去調查的人回來報告說：「一部馬車，每天的收入中，用來餵馬的，祇有四分之一。」父親聽了，立刻就說：「馬吃得太少了。」
父親在奉化故鄉的時候，見到鄭居的小孩用水灌入蟻穴，用火燒蜂房，均有所感。在日記中寫道：
「見鄰女焚蟻丘蜂巢，心甚憫惻，前睹擊下死鳥，此心亦悲；可知人之愛物，其心相同。」
古書上說：商湯德潤禽獸，文王澤及枯骨；父親亦復如此。這確是「仁民愛物」之真情的流露。
民國三十四年，父親從贛州到廣東的南雄去，在半路上感到口渴，於是就停下車來，坐在路旁一家小茶館裏飲茶。同時，還有三位從廣州趕到南昌去投考中正大學的青年學生，已先在這家茶館中休息。父親進入茶館以後，一位學生就對他的同伴說：「這位是蔣委員長。」那兩位學生起初都不相信，他們認為，如果是蔣委員長，怎麼會到這小茶館來喝荼呢？後來，那位學生探知了坐在他跟前的這位老人，確實就是蔣委員長；認為這是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就準備拿出一本簽名冊，請求父親為他題字。他的兩位同伴又勸告他說：「不必去了，蔣委員長怎肯為你題字？」這位學生說：「我一定要去試一試。」他走到父親面前，先行了一個鞠躬禮，並說：「我今天能夠在這裏見到委員長，實在是莫大的幸運，希望委員長能夠允許，在我的簽名冊上，題幾個字，留作紀念。」父親聽了，帶著微笑點頭說：「好，我可以為你題字，但是我身邊沒有帶筆，請把你的鋼筆借給我用一下。」這位青年喜出望外，立刻取出他的鋼筆送到父親手上，父親替他題了「萍水相逢」四字，這位學生高興得幾乎要跳起來。父親這種平易近人的態度，就是人類服務精神所自然流露出來的。
父親遇事，總是專心致志，有恆心，有毅力，埋頭苦幹，自強不息。大如黨國大計，小之日常生活；乃至飲食起居，莫不如此。日記嘗寫道：
「天下事名與實皆相反，有名者無其實，而有其實者，輒不與名。成功與失敗亦相反，然不經失敗難致成功。古今事同一轍，吾不禁為歷史外無名英雄興慨不置也。」
又說：
「凡事不可稍涉虛榮，有虛榮，便有恥辱。」
父親常常鼓勵革命青年，要做「無名英雄」，唯有不求名聲，而肯為百姓，為國家去拚命犧牲的人，才算是真正的革命者。苟徒慕虛榮，貪求名利，奔競倖進，最後必致身敗名裂。求榮反辱，歷史上有過不少的先例，如：張邦昌、劉豫委質事虜，汪精衛、王克敏之賣身投靠，其下場之悲慘，舉世皆知；所以中山先生常告誡青年說：「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因為想做大官的人，大都是利慾薰心的人。
這是說：不可貪一時的虛榮，而損壞了久遠的事業，因小失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父親在北伐初期的日記中，曾寫道：
「成功之難，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今日之事，固非三五年不能告一段落，豈可心猿意馬，朝三暮四，猶豫不定乎！」
壯年的人，血氣方剛，不易篤定，見異思遷，喜新厭故，把握不住，畏難苟安，往往為環境所左右和制服。這是父親在自己的事業開始時，所直接體驗出來的，我們對此，能毋警惕！
至於如何能使自己精神專一，勇往直前，則有賴於平日的修養。父親自勉說：
「沈悶抑鬱，思慮不定，殊無為國為黨之良策。然吾人既可為國與黨而犧牲一切，祇論是非，不計利害，則無事不可為也。」
「專心一志，以心為主，以志帥氣，則此心不亂，而此志益堅。否則聞亂見雜，未有不目眩而心搖者也。」
「以純潔高尚之態度，強毅勇敢之精神，養成我偉大人格。」
「事之差誤，皆由多言而來，故多言不如不言，能言不如不能言；人之是非好惡，明鑒於心，則得矣。」
父親上面這幾段記述，完全是教我們一種養氣的工夫，亦就是指示我們如何培養自己堅強的意志。父親指示我們：首先不要怕環境的困難艱苦，其次要有犧牲的精神，再次不要受外物的誘惑，最後要冷靜頭腦，沈默寡言。大學所謂：「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孟子所謂：「養吾浩然之氣」，都是這個道理。我們能於此處下工夫，則無論對於何種際遇，均能深思熟慮，沈著應付，而勇往邁進，未有不能成功的。我記得，當民國三十八年，我四十歲的生辰，父親曾題：「寓理帥氣」四字，來勉勵我。我們讀了上面幾段日記，就可以深切的體會這四個字的意義了。易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沒有恆心的人，是談不到修身，也說不上養氣的。父親在日常生活的小節中，從沒有絲毫的鬆懈和苟且；如早晨的健身運動和每晚的寫日記，數十年如一日，從無間斷。父親體質堅強，平日不喝酒，不吸煙，以喝白開水代茶。父親自己說過：「我現在雖然做了全國最高的統帥，但除了定例統帥應有服裝儀節之外，我個人一切生活行動，思想精神，完全就是一個士兵。」父親早年在日本留學的時候，無論天氣怎樣冷，每晚就寢以前，一定用冷水擦身，早晨起身後，一定用冷水洗面。習慣養成之後，終久不曾間斷。至今每天早晨，還是用冷水洗臉，從事運動，所以體魄堅強，耐勞耐苦。父親在日常生活中，最注重的是自然界的太陽、空氣、水，此亦與志趣澹泊有關。就憑這些日常生活的小節和規律，都不是常人所能行之有恆的！
父親除儉樸節約之外，尤注重民族氣節。所以對於後進青年，特別重視革命精神的教育。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四日，曾在日記中寫道：
「以科學方法，以力行哲學，即革命精神，保衛國家獨立，解除人民痛苦；保障民族固有文化與倫理，發揚中華光榮歷史與傳統的德性，為訓練之宗旨。」
同年六月十八日，又寫道：
「當此疑懼驚撼存亡危急之秋，惟有堅忍持重，自強不息；而以『止』、『定』、『靜』、『安』四字，為處世立身之道。不慌不忙，勿忘勿助，若不自搖動，未有能搖動者。」
此時正當徐蚌會戰與西南危急之際，局勢逆轉，內外震撼。父親獨力持鎮靜，以不變應萬變，指揮若定；如果沒有至大至剛的正氣，曷克致此？當時不但抽調援軍，有按兵不動的軍閥，並且自東北戰事失利後，高級將領棄職潛逃，臨危變節，而投匪者，比比皆是；真正忠貞為國而殉職的將領，寥若晨星。於此綱紀蕩然之除，尤顯得父親忠黨愛國之堅貞節操。在七月二十五日的日記中，別有所感的寫道：
「協同一致，為軍人成功之唯一要訣。互助合作，為軍隊勝利之主要條件。冒險赴援，為指揮人格的具體表現。」
可是這時一般昏瞶之徒，卻高唱「和談」，自亂步伐，致使軍心渙散，頹勢已成，真有孤掌難鳴之慨；而友邦的態度，又甚曖昧，當此孤立無援之時，父親內心之沈痛，不問可知；所以在翌日又記道：
「乃知異族外人，無論其民族性如何良好友愛，如我稍有一點請求或依賴，則必為外國奴役，決不能有所謂平等自由公義可言也。惟有獨立自強，不求不倚，方能生存於世界。」
在國家民族危險困難的時候，我們祇有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天助自助；不可依人成事，隨人俯仰，自取滅亡，為民族千古的罪人！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是父親引退前的一個多月，那時整個東北業已淪陷，山東戰場也全部失守；華北局勢，岌岌可危，徐蚌大戰將近結束，國勢危如纍卵。父親仍不願放棄自己革命職責，以必死的決心，堅持到底。當日曾記道：
「此時惟有堅志養氣，存心養性，不愧不怍，不憂不懼，求其心安理得而已。至於存亡成敗，聽之於天；在我則負責盡職。……自古賢豪，報國殉職，若不死於戰場，即死於敵手，以盡其最後之心力。」
以父親當時的歷史、地位、德威、事業，任何人都會留戀，而父親竟公忠體國，準備鞠躬盡瘁，置死生於度外，欲求以死報國；非大仁、大智、大勇，誰又能有這樣的決心！
三十七年過年的時候，天氣非常寒冷，父親在快要決定下野之前，曾寫下兩句話：
「冬天飲寒水，雪夜渡斷橋。」
字裏行間，不難看到父親當時的心情是何等沈重，是怎樣「忍人之所不能忍」。
三十八年四月間，父親在上海支撑危局，誰知李宗仁竟寫了一封信來，要求父親離開上海；父親離上海的時候，並沒有說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艦到達舟山，也沒有登岸，祇是到附近的許多小島上去視察；前後在海上飄泊了十天，真是乾坤萬里，滄海茫茫！處著這樣逆境、絕境，無論誰都要心灰意冷，走投無路的，而父親卻泰然處之。在日記中寫道：
「祇要前進，不變其方向，即使無路處，亦可新闢道路，達成目的。」
這種鐵的意志，正代表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傳統精神；將來反攻復國的成功，也就要靠這種意志和精神。而我們今天在臺灣，就早已重見光明的徵兆了。「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海可枯，石可爛，此志不渝，一定可以達到革命復國的最後勝利。
父親的天性是純孝的，惟能盡孝，所以才能對於國族盡忠。五十歲時，父親曾寫一篇「報國與思親」的文章。內中有一段說：
「口體之養，世俗之譽，非所以盡孝；男兒惟以身許國，乃為無忝於所生。凡茲懿言，皆吾迄今猶無以慰吾母九泉之望；每憶昔日寡母孤兒，形影相依之情景，彌覺罔極深恩之圖報無日也。」
又說：
「可知中國立國之道，自來皆以孝為本，唯孝莫大於尊親，其次曰不辱。所謂尊親，謂當發揚光大吾祖先黃帝之遺緒，所謂不辱，謂當勿貽吾父母以隕越之羞。」
「仁，人也，親親為大。」「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以孝經說：「先王以孝治天下。」父親天性仁厚，在家事親至孝，惟能盡孝，故能移孝作忠。古人說：「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父親之所以能矢志忠黨愛國，歷久不懈，決非偶然的。
父親在六十歲誕辰那一天，又寫了一段令人非常感動的話：
「虛度六十，馬齒徒長，對母親未報作育之恩，對國家未盡忠孝之職；民眾痛苦，遺族罔恤，捫心自問，清夜長思，愧惶無地！」
這時正是抗戰勝利，大功告成，舉國騰歡的時候；而父親尚認為德業未竟，年華虛度，其謙卑自牧何如？且以親恩未酬為憾，則又如孟子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了。
父親說過：
「革命事業，至此地步，祇要能自強不息，堅定站穩，不自毀損；以待敵奸之自投羅網，乃乘瑕而抵其隙，則幾矣。大凡事，祇得耐煩做去。存天心，順天理，不敢放縱，乃是敬也。」
又說：
「切莫以一時之受侮被辱，而暴其氣，以亂大謀。」
又說：
「忍性吞氣，茹苦飲痛，耐寒掃雪，冒熱滅火，砥節勵行，復仇滌恥，矢志自立，誰能侮我？」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故必「持其志，毋暴其氣。」「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像這樣的操心危，慮患深，父親的確有憂在天下的抱負和孤臣孽子的心情。
我們可以倣孝經的話說：「夫孝，始於事親，擴於報國，終於立身。」這也就是孟子所說：「未有仁而遺其親」，中庸所說：「思修身，不可不事親」的道理。父親在家之所以克盡孝道，在國之所以矢志忠貞，都是高度發揚本文開頭所說的「王道」思想與「仁愛」精神。
三、怎樣渡過了最險惡的一年
民國三十三年，是決定抗日戰爭最後勝敗關鍵的一年。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已到了存亡絕續的緊急關頭；比北伐、剿匪的任何時期，都更重要，而革命所受的內外壓力，亦意想不到的更為加重。父親是怎樣運用最大的智慧和最堅強的意志，來處理這一年間所遭遇的內外重大事件呢？
三十三年一月，毛匪澤東，運用其所謂「統一戰線」的政策，以打擊政府，孤立政府。他提出組織「聯合政府」的口號，要求匪黨與我政府在聯合政府中居於平等地位；並由彼等所利用的偽裝民主人士，參加政府，冀乘機奪取政權。父親當時對於匪黨的陰謀，洞若觀火，對其組織的作用，亦有確切的估量。三十三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記中寫道：
「毛共組織造成獨裁方面，已有效果，其在陝北控制社會與生產，亦見成效。惟其晉、冀、魯淪陷區內，以後祇有發展其秘密組織，而民眾雖被其控制，但決不能持久；祇要我軍到達其地，民眾亦必歡迎我為其解救。即其對黨員與幹部之控制嚴密，如果我軍與之接近，彼有機效順時，亦將發現其來歸者必多。此後問題，惟在我本身之組織能否健全與深入下層民眾耳。」
共匪當時雖以空洞的口號欺騙人民，父親則注重本身的組織與深入下層民眾工作。可惜當時多數幹部均不能遵照父親的意旨去做，結果為匪所乘，翌日父親又在日記中寫道：
「共黨之組織要素：一、暴力（即壓迫）殘殺，二、特務（即控制監視）束縛。共黨之訓練宗旨：一、消滅民族性，發展國際性（毀滅本國歷史與倫理），二、消滅人性，發展獸性（強分階級使怨恨鬥爭）。共黨之宣傳伎倆：一、欺騙國際，偽裝民主，二、挑撥社會，誣衊政府為專制為貪污。共黨之最後目的，在保障民主政權的口號下，採取漸進之政治攻勢，以突變為全面之叛變。」
共匪目前統治大陸之所作所為，以及當時的陰謀詭計，及其發展的趨勢，沒有半點出乎父親當時的預料之外。
三十三年二月，共匪對美國朝野大事宣傳，鼓動美國干涉我內政，要求我政府准美國派視察團到延安，實地調查真相，撤除封鎖。此次共黨政治攻勢，內外聯合，可謂最大最猛之一擊。政府非取嚴正態度’絕對拒絕，並乘機予以反擊，決不能平息此風潮，其貽患且將無窮！
於是政府公開宣布，共黨破壞和平談判的經過及其應負的政治責任。
同年四月間，河南境內日軍開始向我進攻，企圖打通平漢鐵路。五月間，俄國大使潘友新，決定於同月十五日回俄；所有俄國軍事顧問，亦奉命調回，表示其不合作之態度，希圖要挾。而共匪的代表團卻又利用此種形勢，到達重慶；擬藉談判的機會，向政府提出條件，漫天討價。同時，洛陽失守，湖北境內戰爭又起。
六月中旬以後，潼關、靈寶、湘潭、長沙相繼失陷。陝北共匪，曾乘我潼關危急之際，於六月十四所謂「國際日」，宣布以保衛西安為名，迫撤我軍之封鎖線；並襲擊我軍之側背，期與日寇夾擊我軍。幸而日寇已由閿鄉潰退，其狡計乃未得逞。此種假手敵人以顛覆自己政府之陰謀，無異引狼入室。共匪之喪心病狂，至於此極！父親在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記道：
「共匪之陰謀與方略：甲、乘抗戰未勝之前，奪取政權。乙、政府抗戰失敗，就是共黨的成功。丙、破壞國民政府信用；使中國孤立，以達成其俄國獨占之目的。丁、使美國政府與輿論壓迫中央對共黨屈服，以滿足其要求。」
此時本黨許多同志不能爭氣，眼看外人詆毀本黨與領袖，而竟袖手旁觀；甚至有少數動搖分子，隨聲附和，推波助瀾，為虎作倀。當此內外危疑震撼之時，父親認為：
「祇有靜觀與堅忍，事事以逆來順受之法處之。」
用心之苦，志節之堅，可質天日！
七月衡陽被圍，八月失守；新疆盛世才再度抗命。九月，湘桂路戰局吃緊，各地軍事失利，滇西戰局惡化；共匪一再乘隙脅迫政府，要求取得與政府平等的地位。內憂外患，相襲而來，誠岌岌及不可終日。這三個月間，父親實已下了最大的決心，支撑危局，死生以之。七月十二日的日記中說：
「國家前途多難，尤以俄國與中共問題為最大；但此乃關於國家存亡之幾，在我者惟有以天理與常道為準則，遵此而行。至於存亡盛衰，非所逆睹。對我黨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
在八月日記中又說：
「國事固不可不有整個全般計畫，但不可求其各部分同時如意之解決。祇有做一段，算一段；能做者即做，不能做者緩做。若以整個全局著眼，而以全局不利為憂，則天下無可辦之事矣。」
又說：
「如余健在一日，則國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黨雖有國際之背景，與神秘之陰謀，彼亦必有終無出路之一日。不可過於憂慮，祇須忍辱待機，若至不得已時，惟有以快刀斬亂麻處之；此時倘有亡國破家之危險，一切犧牲，在所不惜。」
十一月湖北發生民眾大暴動，同月，桂林與柳州相繼失陷。成都學生示威遊行，少數野心政客與地方落伍軍閥勾結，希圖引起學潮，搖動社會，要挾政府，以遂其私圖。而共黨從中操縱鼓動，以期破壞抗戰，奪取政權，並擴大其宣傳。各方反動派為其煽惑，一時人心浮動，情勢更加險惡。父親對桂林之棄守，至為痛心。在日記中說：
「桂林工事堅強，糧彈充足，所有通信與武器，皆盡用於此。而未經一日戰鬥，即崩潰，可痛之至。」
當時桂林守軍，倘有鬥志，敵軍絕不能如入無人之境，桂林亦不會如此輕易淪入敵手。桂省軍隊竟不戰而退，殊不可解！
十二月，日軍進攻貴州，父親對貴州全省作戰方略，有如下之決定：
「如敵果繼續深入，則決放棄貴陽，固守烏江；以待各路部隊之集中，再圖反攻。對於整個全局若至最後絕望之時，乃堅守重慶，決與此城共存亡。」
父親此時以必死之決心，堅持抗戰到底，乃有以後日本投降與抗日之勝利。同月二十八日，周匪恩來忽然致函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又向政府提出四項無理的要求：「一、釋放一切政治犯，如張學良、楊虎城、葉挺、廖承志，及其他被拘禁之『愛國分子』。二、撤退包圍陝、甘、寧邊區之大量國民黨軍隊。三、取消壓迫及限制人民自由之法令。四、停止一切特務活動。」共匪這些要求，無非趁火打劫；希望利用我政府處境極端危險的時候，解除吾人全部之政治武裝，自趨崩潰；而彼等可不費吹灰之力，取得政權。幸賴父親的英明果決，終於拒絕了匪黨的要求；否則，我國當時不亡於日本軍閥，亦早已亡於俄寇了。
這一年內，外交形勢的惡劣，簡直如俗語所說：「扶得東來西又倒。」父親處境之困窘，無以復加。首先就是英國人強迫我國出兵反攻緬甸，這時我們自己深受日寇和共匪的雙重壓力，左右夾攻，實已自顧不暇；而英人卻打如意算盤，派蒙巴頓到重慶來謁見父親，要求國軍反攻緬甸。父親對此要求，予以嚴峻的拒絕。
三十三年三月，俄機無故挑釁，轟炸新疆，欺我太甚。當時正處內憂外患不斷襲來之情勢，我亦無可奈何，祇有忍辱負重。父親於三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對此事件寫道：
「十八年來，共俄無日不在協以謀我，非置我於死地，而不安其心也。然其每次之陰謀陷阱，適為我立業之時機。如民國二十四年，共匪不竄西南，則國軍無機進駐川、黔；而抗戰即無今日之根據地矣。安知俄國今日轟炸我新疆，而非為我國軍正式進駐新疆，收復我主權之良機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轉禍為福，端在人為。
四月二日，俄國正式發表新疆問題消息，反誣我新疆當局派兵侵入外蒙境內；並謂我用飛機掃射難民，這真是「莫須有」之事。翌日，父親在日記中記道：
「對俄國橫暴之來，能忍痛自制；形式上示弱雖甚，然而外交處境惟此一途。如我果與之據理爭勝，則彼俄更有隙可乘；而我亦無外援，則必陷於絕境。所謂盟誓與約言，其實皆是為強權所利用而已。」
弱國無外交，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祇有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兩害相權，取其輕者而已。
五月中旬，俄駐華大使潘友新，奉其政府命令，決定返俄，全部俄國軍事顧問，亦奉命調回；表示其不合作之態度，以增加共匪之氣焰與聲勢。同年十一月間，俄國又指使白俄盤踞新疆的伊寧，擾亂北疆沿交通路線各縣；將新疆事變，故意擴大宣傳，使倭寇對黔、桂可以大膽深入。對美國則藉口新疆變亂，拒絕其前允由俄境入華之汽車五百輛過境輸華；俄寇之陰險毒辣於此可見。父親在次年一月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
「其觀望我國戰事與政局之進展如何，而定其進一步之行動，是其希望我國之速亂，與我政府之快倒之心甚奢也。」
總之，俄帝之處心積慮，每一步驟，都是在削弱我政府之力量與不斷製造內亂，使共匪坐大；最後著手顛覆政府，奪取政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今日國際間尚有昧於成見，甘心而為共匪俄帝所玩弄者，其愚真不可及矣！
當年共產國際在美國對中國抗戰，做有計畫之破壞宣傳；其流毒頗深，影響到美國不少人士，對我不表同情。
當時共匪囂張，日寇橫行，俄帝干擾，盟國觀望；經濟財政亦有嚴重危機，正是四面楚歌，朝不保夕的時候，父親的態度仍然屹立不動，爭取時間。因此，在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
「時間為歷史創造之母，憂樂成敗，皆有限期，皆能過去。余近來憂患，內外夾擊，可謂甚矣。然而較之往昔之危急艱難，則微乎其微；外交之親疏與得失，皆不能一成不變，今日之所失，或即為將來所得之基。因而愛惡離合，不在情感，而在勢力；祇要時間延長，實力在握，則國際運用，皆在掌握，歡憂愛惡，皆可由我也。」
父親這種中流砥柱，永不灰心，永不屈服的精神，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敗日本的重要因素。
三十三年二月中，雲南發生了一次美國武器被劫的案件；這回搶案，查明係龍雲派其部下偽裝土匪所做的勾當，企圖破壞中、美關係。
不管如何，我政府仍舊繼續抗戰，最後能獲美國的諒解，事態未趨惡化。
五月間，日寇既打通平漢路，勢將繼續打通粵漢路。父親認為此時形勢嚴重已極，即於五月二十七日晚上，約宴本黨中央全體委員，並警告說：「在半年內，應做最艱苦奮鬥之準備！」
七月十六日父親的日記中說：
「可痛！國弱至此，惟有自慚。然此等大事，決不能有遷就也。」
又在八月六日的日記中寫道：
「最近內外形勢之壓力，日甚一日，……祇要我軍事與財政之權在握，以及官兵與民眾之信仰不失，則中國軍民之眾，土地之大，如我再能自立自強，克己復禮，則革命基礎不致動搖，事業前途尚多光明也。何竟為外物所制而自餒耶！」
父親這種不屈服，不灰心，負責到底的精神，豈今天一般自命為領袖人物所能望其項背？父親在八月十二日的日記中又說：
「既決心與惡劣勢力奮鬥到底，則生死成敗在所不顧，何況區區之毀譽榮辱乎！此後惟有求其在我，埋頭力行，忍氣吞聲，所謂『持其志，毋暴其氣』以求有濟而已。」
九月三十日，在日記中又檢討當時內外的情勢道：
「國內共匪，圖謀陷害余者，已十九年，國外倭寇，與我惡戰者，亦有十三年之久；余實已心碎精疲，幾乎不能久持。……而今竟又遭黨內如此之凌辱，與國內如此之諷刺；此種橫逆與恥辱之來，實為自生以來未有之窘困。然余於此，如不積極奮鬥，將何以對已死之先烈乎？況今日之實力，猶遠勝十三年以來乎！」
父親如此忍辱負重，無非為國族前途著想，難道有一絲一毫為個人的權位打算嗎？
十一月初，外國各報在華記者，對父親極盡詆毀污辱之能事；不時向國外廣播，誣衊我政府，他們實已替共匪做了傳聲筒而不自知，真是可嘆！父親在同月二日的日記中寫道：
「余審閱各報導後，仍照預定方針，不予聲辯，置之不理。」
究竟是、非、曲、直，自有歷史和事實可以證明，一時毀譽算不了什麼；因為事實是最雄辯的！
十二月七日，當戰局危急的時候，英國使館首先欲撤退其僑民，俄使館則幸災樂禍，表示取一致行動；更從中慫恿英、美兩國，落井下石，使造成惡劣的空氣，藉以動搖我後方的民心，有利於共匪的活動。因此，父親在日記中記道：
「鳴呼！所謂『盟邦』，所謂『友軍』者，其皆推波助瀾，不惟對我失敗與困迫之時，不稍加協助；凡不急要之舉，於彼無害者，而亦不願一為顧及，任令我民心更為搖動，社會更現恐慌也。最後，卒由我政府負責保證其安全，故允暫不撤退。情勢至此，誠歷人生未有之奇難矣。『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世世子孫，若不知自強自立，何以湔雪此恥也！」
有志之士，聽到上面這番沈痛的話，還是無動於衷，醉生夢死呢？抑是發憤自強，躍然興起呢？
民國三十三年，為抗日戰爭最險惡的一年，但終於在危疑動盪中渡過了。父親經歷終年的磨折，而乃能克服諸多困難，頗表自慰；因在日記上寫道：
「今日為三十三年除夕，光陰如矢，革命未成，責任加重；惟日課未輟，朝夕默禱，靜修終年，未有一日間斷，足以自慰也！」
再過七個半月之後，日本無條件投降，我們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追懷往事，歷歷在目。父親常說：「時間為歷史創造之母」，益覺其體驗有得，信而有徵。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對反共抗俄的大業，祇要努力不懈，最後的勝利還是屬於我們的！
四、殷憂啟聖多難興邦
民國三十八年，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段非常嚴重的時期。共匪猖獗，要求我政府作城下之盟，那些「全軀保妻子之流」的軍政首長，大多昧於大勢，急為私圖，脅迫父親下野；以便向匪屈膝求和，苟保性命。父親寧靜忍耐，以表明其自己的志節，遂決然引退了。
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親引退，離開南京，臨行的時候，曾到紫金山國父的陵寢謁別。當天晚上到達杭州，就住在筧橋空軍軍官學校。那時，父親的心情當然顯得十分沈重，可是，絕沒有絲毫灰心或頹喪的成分。第二天起來，精神還是愉快飽滿，一如平日。回到溪口故鄉之後，父親就開始埋頭研究這一次失敗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勢和改造革命隊伍的方案。
記得父親引退之後，交我辦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軍總部，迅速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那時，我們不大明白父親的用意，祇能遵照命令去做。父親對這件事顯得非常關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問問，機場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種程度；後來追得更緊，幾乎三天一催，兩天一催，直到機場全部竣工為止。到了淞、滬棄守，才知道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飛的空軍掩護，才能安全地經過舟山撤退到臺灣，而成為現在保衛臺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如果不是父親的高瞻遠矚，湯將軍的部隊恐怕連舟山也無法到達，還會到臺灣來嗎？假使這一支部隊在上海就犧性了，對於我們重建武力，將增加很大的困難；乃至我們能否安然渡過三十九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時期，也許都成了問題。
初回溪口期間，外面對於與共匪談和的空氣非常濃厚，一般愚蠢的政客對「和談」都表示「樂觀」。更有一部分人過去以為父親是「和談的障礙」，現在認為蔣總統下野了，「和談」的希望極大。父親在二十餘年與匪俄鬥爭的經驗中，早已看清了俄帝和共匪的猙獰面目，對於所謂「和談」，絲毫不感興趣。到了四月間，張治中在去北平之前，曾經打一個電報給父親，報告他自己將於赴北平的前一日，到溪口來，向父親請示。父親接到電報後，就對我們說：「他來不來，無所謂。」第二天，張治中到了溪口，父親接見他時，對於「和談」的事，絕口不提，祇是邀同他去遊覽山水名勝。這樣便渡過了大半天的時間。當晚，我就把父親料定「和談」不會成功的理由告訴了張治中，他還不相信，說他「願意到北平去試一試」。張治中趕回南京之後，果然和邵力子等便以「和談」代表資格，一同飛往北平去「試一試」。那裏曉得，張治中這一試，就一去不返了。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匪酋毛澤東提出了所謂「和平條款」，那簡直是一種「最後通牒」。父親於接獲這項消息後，立刻就電邀當時代理總統職務的李宗仁，前往杭州會商；見面的時候，父親就問他：「對於這個問題，應採取何種態度？」李宗仁回答說：「我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父親說：「不必談了，過去共匪因為渡江的兵力沒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談』，現在他們進攻的力量準備好了，還有什麼談判的餘地。同時，匪幫所提的『和平條款』第一條，就是要把過去一切的責任諉諸本黨，這種一筆勾消本黨六十年光榮歷史的條件，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父親說到這裏，拿出一份擬好的電稿說：「這一通電文，由我們兩個人聯名發出。你以中華民國政府代理總統的身分簽字，我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簽字。」這一通電文的大意是說：「由於共黨的毫無誠意，和平談判已告破裂，中華民國政府特昭告全世界：此後將繼續抵抗共產主義的侵略，從明天起，政府遷往廣州辦公。」當時李宗仁無話可說，祇好同意簽字；而這個珍貴的歷史文獻，就把我們當時快要中斷的「法統」挽救起來了。
就在四月二十四日，共匪的軍隊已經快打到杭州了；父親囑咐我們說：「把船隻準備好，明天我們要走了。」我們請示此行的目的和地點，父親沒有回答。我們祇好準備一艘座艦，聽候父親的命令。那艘座艦的艦長，就是現任海軍副總司令黎玉璽同志。當晚黎艦長問我：「你知道不知道領袖明天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說：「我也不知道，不過以這次取道水路看來，目的地不外兩個地方：一是基隆，一是廈門。」黎艦長當時對我的推測也表示同意。
第二天，父親登艦後，才說出要去的地方——「到上海去。」這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那時共匪的軍隊已經渡過長江，上海的情勢非常危急，這時到上海去，簡直是重大的冒險。但是父親對於這些都毫不介意，因為放不下自己沈重的革命責任，就顧不得自身的安全；而定要在最危險的時候，到最危險的地方去。
父親到了上海之後，最初就住在復興島，以後感到此地離市區太遠，對於那些前來謁見和請示的人員，有很多的不便；不到幾天，就命我到市區去準備住所，要搬到市區去住。我當時聽了這話，立刻報告父親說：「時局已經這樣嚴重和緊張，市區內危險萬分，怎麼還可以搬進市區去住呢？」父親當時很嚴厲地回答說：「危險！你知道，難道我還不知道？」我不敢違背父親的意旨，祇好遵命辦理，父親終於從復興島遷到金神父路勵志社去住了。在那兒，父親整天忙著處理有關保衛上海的許多問題，同時，每天都要召集地方人士會商，或是召集在上海的黃埔學生訓話。在每次講話的時候，總是很懇切而坦白地告訴他們說：「成敗在此一舉，我們必須用全力來應付危難。」父親的苦口婆心，他們聽了沒有不感動的。
父親正當此風雨飄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這封信來，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臺灣的庫存的黃金，並且要父親不要再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父親的內心沈痛，是不難想像的。因此用堅決的態度，給李宗仁覆信，大意說：「你要求我『出國』，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我不是軍閥。至於要求我不管政事，這是可以答應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第二天，父親就離開了上海，然而座艦在定海附近，一連漂泊了十多天。此十多天中，父親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親自到每一個小地方去，召集地方人士和黨政首長剴切訓話，勉勵他們要團結一致，共赴國難。以後又從容不迫到各地巡視了一個月，才經過馬公到達了臺灣。父親當時很痛楚地在日記中記道：
「今天的仇敵，是堅強、惡毒、兇險的共匪，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對付敵人呢？祇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來迎接新的時代，奠定新的基礎。我舊的創痕還未癒，新的創痕又深了。我眼看到中華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揮淚前進？前進的這條路，誰都知道是困難的；但是不必害怕，這一條革命大路，已經由先烈用他們的血來鋪平了，我們今天要前進，莫退，莫退，前進！今天黑暗重重，危險艱苦，但我憑著一線希望的光明，及我對總理的忠貞，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
這樣，如大海中孤舟，四顧茫然，又如在漫漫的長夜裏，一燈微照；父親鼓著最大的勇氣，乘風破浪，向一線光明的前途邁進了。
關於李宗仁來信所提到的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我應該附帶在這裏說一說。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臺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因為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做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後來這一批黃金，是很順利地運到臺灣了。政府在播遷來臺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那裏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古語說：「無糧不聚兵」，如果當時餉(食胥)缺乏，軍隊給養成了問題，那該是何等嚴重？庫存黃金到達臺灣之後，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託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託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臺灣來，交給國庫保存。這一箱珠寶，多半是抗戰時期一班漢奸非法搜括的財物，勝利後被政府依法沒收，交付中央信託局代為保管的。因為我曾經擔任過管制上海經濟的工作，知道這箱珠寶存放的地點，所以，父親就命令我去負責執行這一項任務。當我到達上海以後，李宗仁已經知道了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動這箱珠寶。後來竟吩咐那個保管保險箱的人，飛到香港去，使我無法取出。我因向父親建議：「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餘的東西，僅僅二三十萬美金，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父親卻指責我說：「到了臺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我聽了無言可答，祇好依從父親的意思去進行；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批珠寶搬出來。
同年夏天，湖南的程潛和陳明仁率部投匪，當時父親正駐節廣州，曾詢問某一高級將領對於時局的意見；那位將領回答說：「時局已經萬分緊張，是否可以再試一試談和？」父親聽了這話，就很明白地告訴他：「你知道毛澤東為什麼會收留像程潛、陳明仁這一班叛逆？說穿了，就是因為還有我在。」最後，父親又重複說了一遍在南京時所說的話：「要談和，你們去談，我仍舊要繼續奮鬥！」那位將領聽了呆若木雞，面紅耳赤，內心慚愧，無地自容。
八月間父親飛往重慶，去支持西南危局，並派人到昆明去召盧漢到重慶來商談；那時雲南的局勢已十分混亂，盧漢本人也開始動搖，所以起初不敢到重慶來；父親派去邀約盧漢的代表，兩次都沒有結果。第三次又派人去，並囑告訴盧漢說：「你做了我那麼久的部屬，難道還不信任我？你到重慶來，我負責保證你的安全。」盧漢因為自己的叛跡尚未顯露，又受了父親精誠的感召，終於從昆明飛到重慶來。父親同盧漢談了兩天的時間，最後把他說服了。盧漢臨走的時候，父親又剴切囑咐他說：「國家的命運如何，就祇看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了。雲南又是這三省的中心，希望你們回去之後，妤好努力，我去廣州的時候，再順道來看你。」
不久父親要到昆明去，我覺得這是一種極端的冒險，如果父親不顧一切的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但是父親不願失信於部屬，總是要實踐對盧漢臨走時的諾言。在決定去昆明的前夕，我向父親建議：「父親明天萬不可去昆明，讓我先去；並且對盧漢亦不說明是否能來昆明的意思。父親則於第二天早晨，從重慶動身，十點鐘到達昆明機場，約盧漢相晤。」父親同意了我的主張，我就啟程飛往昆明。
當我見到盧漢的時候，就向他說明父親「恐不克即來昆明」的緣故；並且告訴他，我將在昆明逗留幾天。他對這事似乎也並不介意，並認為父親此時也沒有來昆明的必要。他對我的招待非常週到，晚間還同我閒談了很久。第二天上午九點鐘，我知道父親的飛機快要到了，於是找著了盧漢，告訴他：「重慶方面來了電報，總裁已經起飛，十點鐘就可以到達昆明機場。」我告訴他這個消息之後，就與他寸步不離，他想打電話派部隊到機場保護安全，我說：「用不著了，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除你、我兩人之外，再沒有別人知道這個消息。」我終於拉他同坐一部汽車，趕到機場。十點鐘，父親乘坐的座機降落昆明機場，我以為父親準備在機場內同盧漢略談幾句話就走；可是，又出人意料之外，父親從飛機上走下來的時候，第一句就問：「盧主席，你有沒有預備午餐？」盧漢報告說：「還沒預備好。」父親說：「好！好！那我們一同到你家去吃午餐罷。」我聽了父親的話，雖然無法阻止，可是已經坐立不安；心裏細想，父親身繫國家的安危，今已深入虎穴，萬一有了差池，國家前途何堪設想！然而那天，父親的態度顯得特別的慈祥和安定，不但在盧漢公館同盧漢共進午餐，還談了很久的話；同時又派人到外面去，約集了很多高級將領，來會商保衛西南的大計。這樣一直談到下午四點多鐘，我看看天氣不早，再遲恐怕不能趕回廣州；於是向父親報告說：「方才接到廣州的消息，那邊的天氣可能發生變化，請父親立刻起程。」父親聽了我的報告，站起身來，向窗子外面望了一望，就說：「好了，我們走罷！」這樣平安地離開了昆明，重到廣州。我相信如果不是父親的至誠感召，像盧漢這一類居心叵測的叛逆，也許老早就出亂子了。父親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和德威，無形中使他們懾服愧怍，結果安然無事。我每一回想當年這一幕，委實覺得「心有餘悸」！
到了十一月間，李宗仁將父親請到重慶去，他自己卻去了廣西，避不見面。那時共匪正向西南急速進軍，重慶的淪陷，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我屢次勸父親到成都去，都遭拒絕。到了匪軍已經攻到南溫泉的那一天，我又報告說：「匪軍已經到達南溫泉。」父親說：「我現在還不能走，必須等待羅廣文軍長回來，處理完妥之後，才能行動。」我就沒法，祇得去找羅廣文，一直找到下午三點多鐘才找到他，同他一起來見父親。父親首先向他詢問前方的戰況，又指示許多撤退的機宜；等到羅廣文走後，父親才對我說：
「我所以不願走的緣故，就是必要等羅廣文見面，因為他到前線，是我派他去的；現在他打敗了，我也要交代他如何撤退。部屬在前線作戰的時候，統帥怎能不安排妥當而先走？」
父親替部屬負責，是這樣的一直支持到最後一分鐘；那些臨陣逃脫的將領，真是罪通於天了！
當天下午四點鐘，父親突然命令駕車到重慶市區去看一看；那時，重慶市內紊亂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終日之概，各機關的人員，紛紛準備逃難，差不多都走空了。父親的座車首先到了衛戍司令部，誰知偌大的司令部裏面，祇剩了幾名衛兵，還有兩位副官，其餘的人已跑得淨光。父親就對那位副官說：「你見到楊司令的時候，就報告他，說我已經來過這裏。」從衛戍司令部出來以後，父親又命令把座車開到抗戰時期的軍事委員會，一路悲悽冷落的情況，難以形容。
父親在自己從前的辦公室裏走了一遍，這間辦公室裏外的一桌一椅，一草一木，無一不是在抗戰期間曾經陪伴過父親六個年頭的東西；睹物傷情，在這一行將離開的時候，父親對於室內的每一物件，都顯露出深切的眷戀。最後，看到壁上掛著一幅軍用地圖，就命我把他取下燒燬，然後才安心登車回去。當座車走到半路的時候，街道已經擠滿了逃難的人群，水洩不通，汽車無法通過；父親祇好下車步行，走回寓所。
當晚，父親還沒有準備離開重慶的意思，很早就上牀安睡。到了晚間九點鐘，歌樂山附近槍聲大作，我們覺得情況不佳，急忙請父親起身趕到機場，已經是午夜十二時了；因為尚有許多軍用品急待處理，故即在機場內停留至翌晨，才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成都去。
到達成都以後，父親就住在成都中央軍官學校，胡宗南將軍的部隊當時也已到了成都，父親乃積極部署各方面的兵力，準備與匪軍作「背城借一」的最後決戰；以保全西南半壁的錦繡河山。當戰事進行到非常緊張的時候，那位身為政府封疆大吏的劉文輝，竟然躲藏起來，避不露面；父親不得已派了劉的好友王纘緒去找他，也不肯出來。最後父親祇好對王纘緒說：「你去告訴劉文輝，人與人是要講感情的，他做了我多年的部屬，就算我今天死了，也是應該來送葬的。」可是，王纘緒從劉文輝那裏回來以後，祇是搖頭嘆息，向父親報告說：「劉文輝已經靠不住了，他家裏盡是些古古怪怪的人。」意思是說：在劉文輝家裏看到了許多所謂「民主人士」、共匪、失意軍人、官僚政客，他們正在準備「靠攏」投匪了。
不久之後，盧漢終於在雲南叛變，成都和昆明間的電訊也失卻聯絡；翌日，兩地間的電訊又出人意料的復通了，成都方面收到的第一封電報，就是盧漢打給劉文輝的；內容勸劉文輝設法把父親扣留起來，以便做「人民政府」的「第一大功臣」。父親看到了這張電報之後，知道西南大局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決定當天離開成都。臨行的時候，侍衛人員對父親說：「劉文輝的便衣人員，已經布滿了軍校的大門附近，我們不如從後門出去。」但是父親卻拒絕了他們的建議，嚴正地說：「我從那個門進來，也要從那個門出去！」父親到了這樣危急的關頭，還是從容不迫，絲毫不肯苟且的！
三十八年底，我奉命到西昌去，臨走的時候，父親對我說：
「你去轉告西昌的將領，人生必須要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選擇最有意義的死。」
父親又說：
「你告訴他們，如果臺灣不保，我是決不會走的！」
父親當時所以說出這些沈痛的話，是自己早已準備與這一塊最後的國土共存亡了；故而勉勵西昌的守軍將領，也應該抱「殺身成仁」的決心，與西昌共存亡。我的任務完畢，就由西昌飛經海南島，回臺灣復命。
這一年，也就是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的一年。當該項文件發表時，很多人主張請父親對「白皮書」裏所說的話，根據事實加以答辯。可是，父親很安然地說：「不必了！」並於當天晚上在日記中記道：
「耶穌被審判的時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話也不說。」
沈默是最好的答復。今天俄帝在世界上的橫行霸道，共匪在大陸的殘暴屠殺，自由世界反共意志的加強；一切一切的鐵的事實，還不都是替我們作「義務的辯護」嗎？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父親復職了，這正是諸葛武侯出師表上所說的「受命於危難之間。」到了五月，國軍自舟山撤退，事前很多人都深怕放棄舟山，會引起臺灣人心的不安，並使大陸同胞失望，所以紛紛向父親表示反對的意見；我當時也不贊成舟山撤退計畫，後來，父親向大家說：「你們恐怕因為舟山撤退，就會使得臺灣人心不安，但是如果這支兵力在舟山被共匪消滅了，臺灣的人心又會不安到什麼程度呢？你們又恐怕因為舟山撤退而使大陸同胞失望，但是如果為了要守舟山而臺灣不保，大陸同胞又將失望到什麼程度呢？」第二天，父親就毅然下令撤退舟山的部隊。我們想起來，如果不是父親力排眾議，當機立斷，當時駐守舟山的部隊，恐怕早已不存在了。所以父親常常告誡我們說：
「中國人應該有雄偉的氣魄。」
又說：
「我們對一件事的看法，是要向大處看，向遠處看，從高處看。」
父親這種壯士斷腕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永久學習和效法！
父親自三十八年初，第三次下野以來，一直到舟山撤退為止，可說是最艱苦的時期；然而，終於用最大的忍耐力，把這個最嚴重的難關渡過了。自此之後，我們又看出革命前途新的曙光，又走上「中興」的道路。父親說：
「『中興』比任何創業更難，因為『中興』不僅是要從敗亡中從頭做起，而且是要從腐爛中刷新重生，從廢墟中奠基再造；尤其是要從自信的喪失之中，來重新建立自信；更是要從被擊敗者的敵人手中，回轉頭來擊敗敵人。」
古人說：「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我們應該抱著「乘長風破萬里浪」的精神，冒險犯難，向中興大業的前途邁進。
五、反共奮鬥三十年
父親在本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道：
「像我們這樣四億五千萬人口，一千二百萬方公里土地的國家，無論是跌下去，或是站起來，對於世界人類總是一番大震動。無論是敵人或是友人，都要先看他自己所受的影響，才敢確立他對我們中國的方針。」
今天全部大陸被共匪占領了，這不但對我們中國是第一件大事，就是對全世界的安危禍福也息息相關；這一事實，現在全世界有識之士，沒有不深刻地體認到了！
一世紀來，我們中國的積弱，固然由於大多數人民失卻了「民族自信心」，但重要的，也還是由於列強帝國主義對於我們不斷的侵略和壓迫——尤其是比鄰的日、俄兩國，更迭為害。日本沒有力量的時候，俄國就來了；俄國打敗了，日本又起來；現在日本倒下去了，又成了俄國人的天下。真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日本的田中義一說：「要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日本的野心，已由日本人自己的口中說出，這是容易明白的。而俄國人則不同，他們口口聲聲是「扶植弱小民族」，幫助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援助中國革命；其實絕對沒有這麼一回事，那祇是口是心非，變相的侵略主義而已。
目前最重要的敵人，是攫取我們整個大陸的俄國——赤色帝國主義了。林則徐說：「亡中國者，終為俄羅斯！」這是金石之言！我們在反共抗俄的革命運動中，應當時時刻刻引為鑑戒！
俄國侵華，遠自清初，但是全部的事實，祇好讓歷史家去敘述。我這裏應該說的，僅是與我的父親有關的部分。我們知道，最近三十年來，俄人對我侵略的行動和方法，不外運用如下三種方式：一、組織中國共產黨為其第五縱隊，製造內亂；二、破壞我國與友邦的關係，使我處於孤立；三、直接明目張膽地用武力來侵略。
關於第一點，開始自民國九年，共產國際特派維丁斯基到中國來活動。維丁斯基在上海勾結了陳獨秀，創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作為共產主義，也就是蘇俄的宣傳機關的代理人。民國十年初，又派了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特洛斯克及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秘書長馬林為代表來華，協助陳獨秀籌劃黨務工作。同年七月一日，在上海舉行第一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宣布了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積極進行蘇俄在中國第五縱隊的活動。一面馬林又到桂林晉謁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表示蘇俄政府同情中國革命運動，希望與本黨合作。並建議：一、改組中國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農工大眾。二、創辦軍官學校，以為建立革命武裝的基礎。三、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民國十一年，中山先生特派廖仲愷先生至日本與蘇俄代表會商，結果雙方同意，從此本黨就開始與蘇俄政府合作。因為這種關係，在民國十二年八月，父親就奉派到莫斯科去考察。經過四個月的考察之後，對於蘇俄內部的情況，瞭如指掌。回國的時候，便秘密向總理報告：第一、蘇俄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一定要為害人類；第二、今日的「朋友」蘇俄，正是我們未來的最大的「敵人」。當時為著避免和俄國分裂，所以這個報告，沒有公布。父親的慧眼，老早就發覺了俄帝的除謀。
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共黨員李之龍，以當時海軍局局長的地位，率領中山艦，實行武裝叛亂。父親於先期得到報告之後，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中共在廣州所有的機關，有關工會、農會、乃至蘇聯顧問住宅，均予派兵監視；共黨的陰謀立歸失敗，馬上對本黨表示讓步。同年四月初，父親建議中央：「整軍肅黨，準期北伐」，就是為廓清共黨分子的潛伏活動。以後全國相繼實行清黨，幾次剿共，直到將共黨趕入地下活動為止；沒有一役不是父親領導進行的。
此外，蘇聯共產黨除原有的東方大學，列寧學院及一般軍事學校，收容中國左傾青年入學，受布爾塞維克的思想訓練之外；並特別在莫斯科創設中山大學，專收中國學生，希圖大量地訓練和製造各種各式的第五縱隊。俄帝對我的陰謀，可說是無孔不入的。
俄國對於我們的侵略，到了史大林時代，登峰造極。史大林的侵略主義，是繼承俄國的歷史傳統；他的政策，也可以說，就是執行彼得大帝的政策。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族自決」等等的口號，不過是欺人的幌子罷了。我可以舉出一個實例：當我於民國三十四年到莫斯科去看史大林，談話完畢出來的時候，他的秘書順便問我：「你有幾年沒有到莫斯科來了，你有什麼新的發現？」我對他說：「我今天下午才到莫斯科，晚上就來看你們；所以我還沒有發現什麼東西。不過有一件事，我要請教你，一九三一年，我也在這個地方看見過史大林，現在辦公室的一切，都和從前一樣，祇有一點不同；從前史大林的書桌背後，是掛一張列寧站在坦克車上面，號召人民暴動的油畫，這次卻不見了，換了另外一幅彼得大帝的畫像；這就是我今天所發現的新事物。」這個秘書聽了笑一笑地說：「當然是新的，此一時，彼一時。」史大林從前跟了列寧從事「革命」，把彼得大帝的餘孽沙皇尼古拉打倒了；現在，他卻用尼古拉的祖宗——彼德大帝的畫像，取他自己所崇拜的列寧的畫像而代之。這就是正宗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真實內容，這對於他們的馬克斯主義是何等諷刺！
在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還是我們北伐時期，也是國共尚在「合作」和本黨「聯俄」的時期，張作霖在北京搜查了蘇俄大使館；在搜出的秘密文件中，竟發現了莫斯科蘇聯共產黨打電報給當時尚是我們革命政府顧問的鮑羅廷說：「我們的人幫助南方軍隊北伐，但卻不能讓南方軍隊占領全國；我們的目的，是要用這一個軍事行動，來牽制其他帝國主義的力量，使他們不能從東方來打蘇聯。」這就是蘇聯「同情」中國革命和「援助弱小民族自決」的鐵證！？
抗戰時間，蘇聯也有飛機和「志願隊」派到中國來助戰。有一天，駐蘭州的俄國飛行隊裏一個隊員，因為多喝了幾杯酒，對我露出真言說：「我們到中國來打仗，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一點日本的新式武器做對象，來練習練習。」他們把我們流血爭取獨立生存的戰爭，當作他們練習武器的試驗場所。所以經過「練習」之後，飛機不來了，坦克也不來了。最後，更把東北接收來的日本的武器交給共匪，來打倒我們的政府了。俄帝這種狡詐猙獰的面目，誰都認識得清楚的。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美國因為要蘇聯參戰，提早結束對日戰爭；羅斯福總統與史大林訂了雅爾達協定。我們當時為著要打退壓境的強敵——日本，祇好委曲求全，根據雅爾達協定，和蘇聯政府談判，簽訂中蘇條約。在談判的時候，美國方面有人主張：「要結束戰爭，必須蘇聯參加，要蘇聯參加，他當然要提出對他有利的條件，等到他提出之後，中國政府應該考慮給他好處。」到了今天，外蒙古、中東鐵路，旅順、大連的軍港，乃至整個大陸，蘇聯都攫取去了；然而他究竟用來對付誰呢？
民國三十四年，美國還沒有把雅爾達協定公布以前，我們政府已經派員到莫斯科去進行中蘇談判，我也參加。這次的交涉，是由當時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領導的。我們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史大林見面，他的態度非常客氣；但是到了正式談判開始的時候，他的猙獰的面目就顯露出來了。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史大林拿一張紙向宋院長面前一擲，態度傲慢，舉動下流；隨著說：「你看過這個東西沒有？」宋院長一看，知道是雅爾達協定，回答說：「我祇知道大概的內容。」史大林又強調說：「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祇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這是羅斯福簽過字的。」我們既然來到莫斯科，就祇好忍耐和他們談判了。談判中間，有兩點雙方爭執非常劇烈：第一、根據雅爾達協定，有所謂「租借」兩個字眼。父親給我們指示：「不能用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是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一貫用語。」第二、我們認為，所有問題都可以逐步討論，但是必須顧到我們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後來，史大林同意不用「租借」兩字，對於中東鐵路、旅順、大連這些問題，也肯讓步；但關於外蒙古的獨立問題——實際就是蘇聯吞併外蒙古的問題，他堅持決不退讓，這就是談判中的癥結所在。談判既沒有結果，而當時我們內外的環境又非常險惡。這時父親打電報給我們，不要我們正式同史大林談判；要我以個人資格去看史大林，轉告他為什麼我們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道理。我遂以私人資格去見史大林，史大林問我：
「你們對外蒙古為什麼堅持不讓他『獨立』？」
我說：
「你應當該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併給俄國。」
我說完了之後，史大林就接著說：
「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
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
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說時態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現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我也就開門見山地問他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麼出產。」
他乾脆地說：
「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
他並把地圖拿出來，指著說：
「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我又對他說：
「現在你用不著再在軍事上有所憂慮，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日本打敗之後，他不會再起來；他再也不會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作為侵略蘇聯的根據地。你所顧慮從外蒙進攻蘇聯的，日本以外，祇有一個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二十五年，我們再加五年，則三十年內，中國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想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個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史大林立刻批評我的話說：
「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後，就不會再來占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
我就追問他說：
「為什麼呢？」
他答道：
「天下什麼力量都可以消滅，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是像日本這個民族，更不會消滅。」
我又問他：
「德國投降了，你占領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國還會起來？」
他說：
「當然也要起來的。」
我又接著說：
「日本即使會起來，也不會這樣快；這幾年的時間你可以不必防備日本。」
他說：
「快也好，慢也好，終究總是會起來的；倘使將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五年以後就會起來。」
我說：
「給美國人管，五年就會起來；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
他說：
「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五年。」
後來他不耐煩了，直截地表示：
「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
談話一直繼續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經地向我說：「我不把你當做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祇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這的確是史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們，還是害怕我們強大起來；因此，祇顧目的，不擇手段，用盡千方百計來壓迫、分化和離間我們。
接下去，他又說：「你說，日本和中國都沒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來打俄國；但是，不能說就沒有『第三個力量』出來這樣做？」這個力量是誰？他先故意不說。我就反問他：「是不是美國？」他回答說：「當然！」我心裏暗暗地想，美國人訂下了雅爾達協定，給他這許多便宜和好處；而在史大林眼中，還忘不了美國是他的敵人！
最後，經過許多次的談判，「中蘇友好條約」終於簽訂了。不過，父親當時對於簽訂這個條約，有個原則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許『獨立』，但一定要註明，必要經過公民投票；並且要根據三民主義的原則來投票。」這原則，史大林總算是同意了。史大林說過「條約是靠不住的。」我們絕不以人廢言，祇要自己能發憤圖強，有了力量，反共抗俄能夠勝利，外蒙古還不是仍舊可以歸還到我們的版圖嗎？而且，「中蘇友好條約」，經俄帝徹底破壞之後，我們已經明白宣布其「無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
我還記得，在簽訂友好條約時，蘇方代表，又節外生枝。他的外交部遠東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條約上附上一張地圖；並在旅順港沿海一帶區域，劃了一條黑線，大概離港口有二十浬的距離，在這線內，要歸旅順港管轄。照國際法的觀點，公海範圍是有一定的規定，就是離開陸地有一定的距離；俄方此一要求，顯然是不合理的。為了這一問題，爭執了半天，從下午四點半到晚上兩點鐘，還沒有解決。
我很不耐煩的說：
「你要劃線，你劃你的，我是不能劃的。」
他說：
「不劃這個線，條約就訂不成！」
我說：
「訂不成，我不能負責；因為我沒有這個權力。」
他說：
「我是有根據的。」
我說：
「你有什麼根據？」
他拿出一張地圖，就是沙皇時代俄國租借旅順的舊圖，在這張地圖的上面是劃了一條黑線的。
並且指著說：
「根據這張圖，所以我要劃這一條線。」
我覺得非常滑稽，因此譏諷他們說：
「這是你們沙皇時代的東西，你們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時代所有一切的條約都廢止了嗎？
一切權利都全部放棄了嗎？你現在還要拿出這個古董來，不是等於承認為你們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嗎？」
他有點著急說：
「你不能侮辱我們的蘇聯政府！」
我說：
「你為什麼要根據這個東西來談判呢？不是等於告訴全世界說：你們還是同沙皇政府一樣的嗎？」
他說：
「你不要吵鬧，你的火氣太大。」
我說：
「你要訂約可以，但無論如何這一個線是不能劃下的！」
經過一番力爭之後，這一張地圖，雖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條線始終沒有劃出。由這件事看來，我們完全了解，史大林原來就是沙皇的再世或化身。
在雅爾達協定中，規定東北的行政權及一切主權，都歸中華民國政府。可是，蘇聯的軍隊來了，一切都等於廢紙了。他用一切力量來掩護和培植林彪的部隊，直到林匪的部隊的力量可以支配整個東北的時候，才開始撤退。他們向我政府口口聲聲稱道「友好關係」，可是，日本關東軍繳來的武器，就不肯交給我們。經根據條約一再向他們交涉，到他們沒有辦法抵賴的時候，答復我們說：「應該照辦，不過，你們過一個星期再來。」過了一個星期，再去交涉時，他們說：「等過兩天再來。」又過了兩天，他們說：「對不起！關東軍的武器原來是放在火車站，因為裝車裝錯，運到莫斯科去了。」後來，我們去了一個公文，質問他們說：「這麼多的東西，怎麼會不曉得而裝錯了呢？又不是一兩個箱子，怎樣會搬錯？」他們滿不在乎地回一個公文來說：「你們的信，我們收到了；現在根據同盟友好的關係，我們把關東軍的武器，交給你們。共計步槍三千枝，馬刀一百四十八把，東西現存哈爾濱，你們自己去取回。」這真是和我們開玩笑！其實，他們是把武器交給匪首林彪，用以打擊我們的政府了。
俄國不但要侵略我們，並且時時刻刻企圖離間中、美兩國的關係。我且舉出兩個事實，來證明俄帝的這種陰謀；第一件事，是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東北交涉發生最後一次困難的時候。父親為了要解決東北和中、蘇有關的許多問題，派我以私人代表的資格再去訪問史大林。當時史大林曾經對我說：
「你們中國人要明白：美國人想要利用中國作為滿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時候，是會犧牲你們的！蘇聯願意把本國的生產機器、汽車，以及中國所沒有的東西供給中國；同時，也希望中國能把自己出產的礦物、農產品供給蘇聯。蘇聯又可以幫助中國在東北建立重工業，並發展新疆的經濟；但是，我再三聲明，也是我最大的一個要求：你們決不能讓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祇要美國有一個兵到中國來，東北問題就很難解決了。」
「我的經濟顧問最近會到長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見面；我並且告訴他：祇要國民政府能保發今後美國不在東北得到利益，我們蘇聯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讓步。」
「蘇聯並不反對中國和美國建立關係，因為美國也可能幫助中國作經濟上的建設；但是，希望你們千萬不要信賴他。」
史大林這種惺惺作態的話，初聽起來好像「仁言利溥」；而在本質上則是「做賊的，喊叫捉賊」罷了。我看史大林講的這一段話，不是別的，正是俄帝征服中國和壟斷整個東亞市場的最重要的輪廓。我的父親更早已經看出，這是史大林的狡獪陰謀；如果我們上了當，就會亡國滅種，中華民族永無翻身的日子。所以，我們對史大林這種中、蘇經濟關係的建議，及其離間中、美關係的陰謀，徹底地予以拒絕了。
第二件事，是民國三十五年，赫爾利突然接到美國駐俄大使的來電，前來探詢父親說：「委員長要與史大林見面，究為何事？」父親答道：「俄員非正式先來問余，有否與史會晤之意？余答以目前無暇，余亦無意出國。」此事據父親推測，必係俄國事先故意告訴美國，謂父親要求與史大林會晤；使美方對父親發生疑忌，以期達到其離間中、美兩國邦交的狡計。後來俄方或因恐怕以前向我非正式接洽要求父親與史大林會晤一事，由我方告訴美國：或因美國已將父親告訴赫爾利的話，向俄國提出詢問；於是惱羞成怒，發動占領新疆的伊寧。
俄方洽請父親與史酋會晤一事，經過情形是這樣的：三十五年五月中旬，一位蘇聯駐華使館的武官，名叫羅遜的，聲言有事，到處找我。我當時就約期同他會面，一見面，他就說：「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我說：「到北平去的。」他說：「這幾天是我一生最著急的日子，到處找你，都沒有找到。」他同時拿出一個電報來給我看，內容是說：「蘇聯政府歡迎蔣委員長到莫斯科去，同史大林元帥見面；倘使蔣委員長認為在莫斯科見面不妥當，史大林同意指定蘇聯國境以內的任何地方見面。」我立即回答他說：「我要當面報告委員長。」他說：「你報告以後，委員長對這個問題是怎樣答復，請你馬上告訴我！」他說話時態度非常焦急。我回來報告父親之後，父親說：「慢慢答復他。」當天羅遜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竟一連打了七次電話給我，催問這事，當他打第七次的電話時，已是深夜了；我就用很輕鬆的口吻推託說：「朋友！我要睡覺了，明天再談好不好？」他說：「到底委員長怎樣說？」我說：「委員長還沒有說什麼。」到了第二天，父親召我去，並指示我說：「你去告訴羅遜，幾個月之內，我很忙，不能離開自己的國土。」父親又指示我說：「關於這件事，你就答復他這幾句話好了，不必多說。」我奉命後，就直接去找羅遜，遵照父親的意旨行事，把上述的幾句話，告訴了他。他說：「還有什麼話要說的沒有？」我回答他說：「再沒有別的話。」事實的經過，就是如此。不料史大林卻轉回頭來，利用這點資料，作為離間中、美兩國邦交的詭計。父親對於此事，在日記上寫道：
「余至此，更覺國際情形之複雜與陰謀之險狠，決非余直率率性所能應付。惟余矢以誠實篤敬，不懼不詐，中道而行；所謂以誠制偽，以拙制巧，則一時雖受冤曲，而終久必能了解。蓋余在國際外交所恃者，惟精誠與道義。」
俄國這樣挑撥離間的卑劣手段，並沒有成功；史大林「心勞日拙」，不過白費一番心機罷了。
總之，史大林的最後目的，就是要我們離開美國，與美國徹底分家！可是直到今天，我們還是一貫地維持國際道義，不但沒有和美國分開，反而更進一步的合作無間；我們是始終對得起美國友人的。
至於俄人用武力來侵擾我們的邊境，自滿清入關以後，就開始了；直至民國三十六年伊寧事件為止，不知若干次。因為，軍事的侵略，是公開的劫掠，眾目睽睽，沒有人不知道是強盜行為；祇要稍微涉獵中、俄關係歷史的人，都會明白，用不著詳細加以解說。我們統計，自一六四四年起，到大陸淪陷為止，俄國掠奪我們邊疆的土地，先後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國領土被占的面積，包括外蒙古在內，共有六百五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萬平方公里，約為我原有領土的三分之一；而與我們現有領土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比較，則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國占領去了。這樣大的仇恨，我們是永遠忘不了的！
父親說：
「俄帝本是我們中國的世仇大敵！」
我們要挽救國家的危亡，要爭取民族的生存，要維護我國數千年的歷史文化於不墮；我們除了毫不猶豫地、而且貫徹到底地從事「反共抗俄」的革命工作之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父親反共奮鬥三十年，是為著民族國家的生存，亦是為著維護真理而努力。祇要我們在領袖領導之下，臥薪嘗膽，雪恥圖強，一德一心，奮鬥到底，一定可以完成國民革命的第三任務。「漢奸必亡，侵略必敗。」是父親昭示我們的歷史鐵則，俄寇共匪總逃不出最後敗亡的命運的。
六、我所受的庭訓（附家書三十六件）
父親對於我們兄弟的教育，是非常嚴格和認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經常來信指示我們寫字、讀書和做事、做人的道理。父親這樣愛護和教養我們兄弟，實在使我們永遠不能忘記！
父親對我的教育，在我幼年時代，即已非常認真。關於認字方面，記得在民國九年的時候，父親就要我讀說文解字，寄給我一部段玉裁註解的說文，並且指示說：
「此書每日識得十字，則三年內必可讀完，一生受用不盡矣。讀書第一要當心聽講，認識一字，須要曉得一字之解說，不可讀過就算。」
到了第二年，又來信囑我讀爾雅。父親又特別關心我的寫字，因為我的字寫得不好和潦草的緣故。民國十二年五月，父親發現我的信中有塗抹錯字的地方，就立刻來信糾正機：「你五月一日來信，我已經收到了。你的信，比從前寫得好；但『五』字寫錯至 『ㄞ』就抹去，是不可以的！以後遇有寫錯的字，雖落筆已發覺，亦應寫個完全，再為抹去。」
這種訓示，雖是教我寫字，其實也是在教導我們做事不可苟且，不可虎頭蛇尾，定要有始有終。一個人如果汀水有毅力，是不會成功的；父親對我的這種啟示，在我的腦海中極端深刻。民國十三年，父親在黃埔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當時那麼繁忙，仍舊寫信指示我關於寫字的方法說：
「寫字筆劃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糊塗。寫信的字，亦要像我寫的一樣大，不可太小。」
不久又給我一信說：
「你的字已稍有進步，但用墨尚欠講究，時有過濃過淡之病，筆力亦欠雄壯。須間日書寫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橫、直、鈎、點、撇、捺處體會。注意：提筆須高，手腕須懸也。」
祇就寫字一事，一直到我回國後，還是十分關心的，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父親來信說：
「初學字體，應學習譚字為宜，最好學帖，蘇字或趙字均可，以其易學也。」
又說：
「至於中文讀書寫字之法，在曾公家訓與家書中，言之甚詳。你們如能詳看其家訓與家書，不特於『國學』有心得，必於精神道德皆可成為中國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時代已過而忽之也！」
父親不問什麼事，教導我們時，總是希望我們於日常生活之間潛移默化，以達到踐履篤實的地步；亦即是於日常生活中，養成良好的習慣和能力，這當然是受了王陽明哲學的影響。
父親指示我讀書，最主要的是四書，尤其是孟子；對於曾文正公家書，也甚為重視。後來又叫我看王陽明全集等等。民國十一年，父親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還寫信告訴我說：
「孟子須熟理重讀，論語亦要請王先生講解一遍，你再自習，總要以徹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為止。你於中文如能懂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熟讀一冊左孟莊騷菁華，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總要讀三百遍，那就不會忘記了。」
不久又來信叮嚀地說：
「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必須熟讀孟子。」
父親所以特別提示我要熟讀孟子，不但要我學會他的筆調，能做好文章；同時更教我從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幾段文字：
(一)「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三)「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這裏，第一段的意思是指出：一個革命救國的遠景和藍圖。也就是說，我們從事革命工作的目的，一切要為著人民安樂和國家富強，力求達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的境地。第二段指出行己立身，不可自暴自棄，定要居仁由義。第三段指出革命事業及人格的完成，並非一蹴而就；必須經過許多艱難困苦的環境，和各種難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辱毀謗，亦當逆來順受，然後可以達到。寫到這裏，我想父親一生的遭遇和堅苦奮鬥，而有今日這樣的成就，與這一段話所說的完全相同。古人說：「能受天磨方鐵漢，不遭人忌是庸才；」確為經驗有得之言。
父親有時教我讀伊索寓言，並且喜歡講其中有意義的故事，來啟示我們。如講龜、兔賽跑，為什麼跑得慢的烏龜會走到前頭，跑得快的兔子反而落後呢？這就是告訴我們做事要有恆心。又如講一犬啣肉過橋，見水裏另有一犬啣肉，不曉得是自己的影子，想一併取得，終於把原來所啣的一塊肉也丟下去了。這就是諷刺得隴望蜀，貪得無厭的人，結果反而得不到好處。父親講時娓娓動人，使我們百聽不厭。
我回國以後，父親又要我讀曾文正公家書和王陽明全集，尤其對於前者特別注重。父親認為曾文正公對於子弟的訓誡，可作模範，要我們體會，並且依照家訓去實行。平常我寫信去請安，父親因為事忙，有時來不及詳細答復，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訓的第幾篇代替回信，要我細細去參閱。偶或因我報告身體有病，父親回信就說是我沒有好好地讀曾文正公家書的緣故；因為那書裏面對於如何保持健康，是說得很詳盡的。父親又常常把自己閱讀過的各書交給我讀，書中不但有父親親筆的圈點、批語和心得，並且還將重要的地方用記號提示出來；由此可以想見父親教我讀書，是如何煞費苦心啊！
父親因為我童年就已出國，而在外國時間又太久，怕我對於中國固有的道德哲學與建國精神，沒有深切理解；所以又特別指示我研讀國父遺教。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來信說：
「你以後看書，應多注重中國固有道德，建國精神與其哲學。
孫文學說一書，實為中國哲學之基礎；而三民主義則為中國哲學之具體之表現，譯文決不能徹底闡明其精神。俄文譯本更將其中之精華舍棄未譯，故你應將孫文學說看完二遍之後，即看三民主義中民族、民生與民權各講之原書全文；並應將其心得批評之點摘記另錄，以備呈閱。民生主義中，批評馬克斯主義各節，尤為重要；應切實用客觀態度，悉心研究。看完主義之後，再看軍人精神教育一書，亦在中山全書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書，則中國之政治、社會、經濟與哲學，皆可得其基礎矣。」
除了研究三民主義書籍之外，父親又要我廣泛的閱讀經、史、子、集，使我了解中國的史地和哲學。民國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來信說：
「此時你應在家安心練習漢文，研究歷史與哲學，使為他日國家與社會服務；不愧為蔣氏之子，為最要。你的學問、經歷，以及到俄後至今回國之間，十餘年來，每年每月個人生活之經過，可先作一具體有系統之報告；再述你以後個人所抱負之志願，以及能力所及與你所希望之工作，以備考驗。總之，中國人必須先知中國歷史哲學與政治社會以及經濟之實情，方得為中國良善之國民；此乃你應徹底覺悟者。近閱你的文字甚生硬，應速練習行書與楷字。大凡中國之經、史、子、集各種書籍，武嶺學校圖書館皆備有也。」
不但如此，父親更一再要我把已讀過的書本，加以溫習，並要把精選過的古文讀得爛熟。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六日來信說：
「現在要文章進步，第一還是要多讀古文，並須讀得爛熟，背之再背；大約每篇古文至少要讀一百遍以上，到月底並須將從前所讀者全部理習一遍，如尚生疏，則再誦讀，必須再能背誦，毫無阻隔，然後方休。如此則三個月之後，約可有三十篇長文可以背誦，則文筆必暢順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爛熟於胸中，則能成文豪矣。習字尤為要緊！」
父親這樣諄諄不倦的訓示，於今我的記憶猶新；祇因為後來工作太忙，沒有好好照預定的計畫，徹底做到，委實有負父親期望，深覺慚愧！
此外，父親還指導我研究英文、數學的方法，和讀書的次第。我任贛州專員時，曾奉到父親民國三十年八月七日的來信說：
「你來稟稱，每日學習英文與算學約占六小時之時間，此欲速助長之弊，為學者用功之大害。欲速，則必不達；助長，無異揠苗，不僅無益，而反有害也。你學數學，祇要知其基點；例如代數之方程式，幾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種學問時與應用數學時，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必求其精進，亦不必牢記熟習；故每星期有六小時學數學，為最多，如事務太忙，則減至三小時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時至六小時之學習，每星期繼續不斷，則兩年之內，凡普通之代數、幾何、三角等數學，皆可畢業；故不必過急求速也。至學英文，則每星期亦以六小時為限，先注重文法與生字，然後再進一步，注重會話；總以先能看其文字為主，再進一步則習會話。你俄文已有基礎，則學習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國語文之進步，祇要有恆無間，而不在貪多務得耳。總之，你年已過三十，記憶力已退，而悟力增強，若持之以恆，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腦太過，致蹈揠苗助長之害。故各種學問，不必強求不忘，但求其領悟學理與了解其應用方法可也。」
同月二十四日，又告訴我研讀易經和明儒學案的道理；並鼓勵我先看曾文正和胡林翼的書牘。來信說：
「余近來，每日必撥冗讀易經與看明儒學案，自覺精神與學力皆有進步；惟此書非到五十歲以後不易得益耳。此時兒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牘與家書；有時能選古文觀止中二三十篇，使之熟讀成誦，能隨時默識背誦；則提筆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
以上是父親教導我讀書的方法和次第。
父親對我的教育，很注意接近環境。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記得我小時候住在家鄉，父親認為鄉下的風氣太閉塞，見識不廣，要我到上海去住。後來又覺得上海是繁華的世界，罪惡淵藪；少年人住久了，將有不良的影響，故又送我到北平去。有時我寄住在親戚家中，父親對這些親戚的家庭生活或習氣，也十分注意。古人說：「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因為耳濡目染，移人最深；所以父親為我擇師，教我交友，都是極端嚴格和審慎！
父親對我的教訓極嚴，特別注重修齊的道理；因為父親秉性純孝，而又繼承中國數千年文化的傳統，認為治國始於齊家的。民國九年曾寫信給我說：
「汝在家，對親須要孝順，對長上須要恭敬。」
民國十一年在桂林，於清明節前，曾寫信指示說：
「清明節近，我大約不能回到家中來拜掃祖母的新墓，心甚不快。到清明一日，要你託才火伯伯，到祖母墳上多種幾百株樹。」
十二年又來信告訴我說：
「對師長要敬重，對同學要和氣。」
父親這樣諄諄訓誨，凡由家庭的孝行，推而至於尊師尚友，是沒有一件事不對我關心的。父親又教我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互助的精神。民國十二年十月有信指示我說：
「一個人第一要遵守規則，就是自己『道德高尚』。這個道德，並不是拘謹束縛不動的，祇要守著一切規則，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幫人家忙的時候，自然要盡力去幫；這就叫做『互助，亦就叫做『公德』。」
父親不但要我養成公德心，不可侵犯人家的自由，同時還要我發揮「同情心」，儘力去幫助人家。我自少至今，一舉一動，幾乎都受這種教訓的影響和約束。
父親生平很討厭人們有倚賴的心理，尤其厭惡托庇他人以貪圖富貴的人們。這種夤緣勢利的心理，就是貶低人格，自我卑污的來源。
有了自立自強的抱負，便不至為惡劣環境所包圍，所同化，所支配；反而能夠克服環境，創造環境。這樣才不至於頹廢和墮落，才能免於失足的危險。
父親經常告訴我，要誠懇待人，要一生把「誠」字看得最重，當做立身處世的根本和秘訣，永遠保持；縱使別人有錯誤，或對自己不起的地方，我也不必管他，還是要盡到自己的誠心。父親說過：
「能公必能『誠』。」
又說：
「求得人生最完滿的境界，我的所作所為，皆要本乎『至誠』。」
譬如：過去新疆督辦盛世才，很多人都反對他。抗戰期間，他到重慶出席六全大會，許多人更要求中央懲辦他，還有人向政府請願。父親答復他們說：
「盛世才今天來重慶，是我要他來的，他的一切都由我負責。」
散會之後，又有許多人對我說：「盛世才這樣的人，為什麼還要替他負責？」我當時也很懷疑，但心裏總想一定有其他的理由。後來，到了民國三十四年，要處理雲南問題時，父親叫龍雲到重慶來，他當時打電報給中央，須父親保證他的安全，他才肯來重慶。經過父親的剴切曉諭，龍雲來了，雲南的問題乃得到了解決。這時我才想到：當時盛世才來到重慶，如果我的父親不保障他的安全，現在龍雲還敢來嗎？這正是「誠之所至，金石為開」了。父親常常告訴我們說：
「我自己的心，無論對人對事，如有半點私意和不公的地方，我不會有今日。」
可見「誠」之一字，不但可為立身處世的張本，同時也是事業成功的秘訣。
父親也很注意教我：做人的態度要謙遜，對人家要客氣，對自己要虛心。書經說：「滿招損，謙受益。」就是警戒我們不要自驕自滿，做人求學都是如此。論語說：「不恥下問。」又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父親不但教我要尊師重道，向長輩、老師、朋友學習，同時還要請教有學問、有經驗、有專長的人；祇有謙虛的態度，才能得到人家的尊重和益處。
父親最忌風頭主義，時常告誡我們，不可「出風頭」，不可妄自批評別人。因為父親看清了今天社會的病根所在，就是一般人總是喜歡背後造謠，暗箭中傷，明爭暗鬥，你搶我奪；這是損人利己的最不道德的行為。同時，一般人總是喜歡責罵別人，好像國家興亡，自己完全沒有責任；而不知這種心理，就是自己進步的最大阻礙。我們要常常檢點自己，以洗刷自己的缺點；少說別人閒話，以減少無謂的是非。
父親又常常告誡我們：不要輕浮，誇張，假裝門面，招搖撞騙。因為浮躁輕薄，是青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頭腦不能冷靜，就會容易糊塗，輕舉妄動，陷於錯誤。尤其是裝腔作勢，誇大炫耀，固不能使人心服；招搖撞騙，虛偽掩飾，亦祇能騙人於一時，結果，雖然害了別人，也更害了自己。所以父親時時告誡我，要做實際工作，切忌虛偽浮躁，亦不要自我宣傳。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來信說：
「做事應注意當地實際工作，不必施以對外宣傳；以吾家子弟，愈能隱藏，則愈不受世人忌嫉；亦即吾家愈能積德種福，亦即所以報答祖先之福澤，為後世子孫多留餘蔭也。此乃壯年人，尤其汝等，不可不知也。」
因此我無時無地莫不以父親的訓誡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隨時隨地自加警惕！
父親除教我如何做人之外，還教我做事的道理。我也經常遵循父親的教導做去。父親教我們做事，要提綱挈領，大大小小的事情擺在面前，首先要理清頭緒，把握要點、重點。記得我在十一歲的時候，父親把長衫解下，要我去掛起來，同時說：
「我們解下衣服，應當先把衣領提起，然後掛在架上，才能使全件衣服安置妥當；否則，漫無頭緒，零亂放置，再穿起來，一定不會整齊。」
還有一次父親指著一只凳子對我說：
「一個人坐的時候，一定要坐在凳子的中間，不可偏坐一端；因為重心在中間，偏坐就會翻倒。」
其次，父親教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有始有終。普通人做事，開始時總是十分起勁，往後逐漸志趣遞減；遇有困難和阻礙，就半途而廢，放棄不做，甚至功敗垂成。世上本來有許多不容易的事情，需要有耐心和有毅力的人，才可做成。如果不能夠貫徹始終，排除萬難，是不會有結果的。
父親常指示我，做事時要不斷地「反省」，我也遵照父親的意旨去做。我們做事，總不免時常有過失，最要緊的是勇於改過，不致再錯；而改過必須知過，要知過，就需要不斷「反省」。曾子一日三省，我每天的反省也有三個要點：「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對得住父母嗎？對得起國家民族嗎？」這樣天天「反省」，天天檢查自己的日記，對於自己的行為，確有很大的益處。
父親生平做事，最重實踐，不務空談。常常指示我們，對於當前救國復國的工作，千頭萬緒，非常艱鉅；需要踐履篤實，埋頭苦幹，使一點一滴的血汗，都成為將來成功的果實。須知空言無益，「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因為父親注重實踐，所以告誡我們，不要貪慕此虛名，存心做官。這也就是國父所說：「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的道理。現在許多人都存陞官的觀念，奔競勢利，毫無事業心；而社會上對於人的衡量，亦多不以他的學問、道德、人格、事業為標準；而祇是以官階的高下為標準。因此，科學、實業便很少有人去注意；這樣，社會又怎樣能夠進步？我們怎樣能夠和科學先進的國家競爭？怎樣能夠脫離他人的支配呢？
總之，父親對我教養的方式，在我自己所能夠體會到的，是著重在實踐生活中，予我以種種磨鍊；要把我放入最困難和最惡劣的環境中，使我領略人生艱苦的滋味，體悟生命的意義和目的。
有了父親不斷的薰陶，我的思想受了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在歸國以後，更認識了中國固有的道德、政治、文化、哲學思想之偉大；於是完全接受了父親所信仰的革命的人生觀和宇宙觀。為了國家的獨立自由，為了民族的生存發展，我們祇有準備犧牲一切；個人的得失、毀譽、利害、生死，均可置諸度外。古人有言：「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憂乎髮膚。」一切祇求俯仰無愧，便自心安理得。
附言
我雖然受到優良嚴謹的庭訓，但在為人做事方面，還是有很大和很多的缺點與錯處。至今一事無成，流光虛度，實在太辜負了我父親四十餘年來的苦心教誨。午夜思維，惶愧無已！
為著自我惕勵，不時展誦父親過去的手諭；意味深長，不忍釋手。或摘錄警句，以作個人修省的箴言，俾能盡忠職守，無忝所生；期能報答父親教養之恩與黨國培育之德於萬一。
茲特選輯父親手諭三十六篇，恭附於本文之後，其中皆進德修業的訓詞。至指示實際工作的手諭，尚有百餘件；未及整理列入。儻讀者能由此對家父的志節與事業，獲得更進一層的體認，青年朋友由此對於行己立身和處世的道理，獲得南針；則「聖神功化」的教育，就不限於我個人身受了！附家書三十六件
蔣經國
父親手諭
(一)
經兒知之：爾說文提要讀完否？記得否？如已讀完記得，可請爾先生依余正月間所開書單，順序讀去，勿求其過速。爾雅讀完時，小學書，可認許氏說文；或後讀爾雅亦可，隨爾先生定奪，余不遙制也。汝父在此甚忙，戰事已得勝，並聞。
父示。五月二十三日正午。（中華民國十年）
(二)
經兒知之：來信已經接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見佳，總須間日映寫一二百字，以求進步。你校下學期既有英文課，你須用心學習；現在時世，不懂英文，正如啞子一樣，將來什麼地方都走不通，什麼事業都趕不上。你每星期日有工夫時候，可到商務印書館去買些英文小說雜誌看看；亦可以增長知識並為你弟訂兒童畫報，和兒童世界，各半年。訂書方法，祇消告訴他郵寄的地方，叫書坊直接送達便了，不要忘記。
父示。八月四日。（中華民國十一年）
(三)
經兒知之：我明日由甬上起程，要到福建去了，你在上海，需要勤奮讀書；你的字還沒有什麼進步，每日早起，需要學草字一百個，楷書五十個，既要學像，又要學快。聞你所讀過的孟子，多已忘記了，為什麼這樣不當心呢？孟子須熟理重讀，論語亦要請王先生講解一遍，你再自習，總要以徹底明白書中的意義為止。你於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書的意義，又能讀熟一冊左孟莊騷菁華，則以後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總要讀三百遍，那就不會忘記了。餘如英文最為重要，必須將每日教過的生字，在自習時，默得爛熟；一星期之後，再將上星期所學的生字，熟理一遍，總要使其一字不忘為止。算學亦要留心，切不可厭倦懶學，遇有疑難問題，務求徹底了解；須知目今的學問，以中文、英文、算學三者為最要，你祇要能夠精通這三者，亦自易漸漸長進了。你上半年沒有脫課，是最好的好處，我很喜歡，以後還要這樣才好。如果從現在到畢業，不脫一課，則你的學問品行，自然而然會好了；學生最要緊的，就是上課時候，不顧閒野，教員所說的話，句句聽得明明白白；則功課自然容易精專，學業亦自然容易進步了。寄我獎狀附還，望你檢收。
父示。十月十三日。（中華民國十一年）
(四)
經兒知之：你託世和帶來的信，我已接到看過了，你每逢星期日，沒有功課的時候，應把讀過的孟子讀一章；挨次理完，使不忘記。其餘英文、算學，均應隨時熟習，對師長要敬重，對同學要和氣。每月可於果夫哥哥處，挪零用銀三元，如想買各種書籍，並與果夫兄商定為要。
父示。二月二十八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五)
經兒知之：你五月一日來信，我已經收到了。你的信比從前寫得好，但如「五」字寫錯至「ㄞ」就抹去，是不可以的；凡後遇有寫錯的字，雖落筆已發覺，亦應寫個完全，再為抹去。你的英文，既然有進步，更要當心學習。此次運動會，你得了第二，我很喜歡，體育是最要緊的，以後還須常常練習才好。你每星期日，要寫一封信給我，而且要寫至二三百個字以上；將近來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閱讀的心得，統共寫了出來告訴我；一則可以通信，二則可以練習文字，實在是很有益處，切記切記！我寫給你的信，你要隨時存儲起來，沒有功課的時候，挪出來看看，也自然會有進步的。再囑你請果夫哥哥寄陳舜畊銀二十元，給其做學費為要。
父示。五月十三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六)
經兒知之：我現在已經到了莫斯科，路上很平安，你可勿念。你近來讀書，自己覺得有無進步，須常常稟我知道。如有信件，可托果夫哥哥寫個封面寄出，你弟處亦應常常通函問候為要。
父示。九月四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七)
經兒知之：我上次託果夫轉交你的信，想必已經接到了，我在這裏很好，可勿念。你現在的學業，不知道比上半年有多麼進步，我很繫念。要文章做得好，總須名詞記得多；尤其雙個字的名詞，如人類、品行、生活、空氣等等，平日留心記著，做文章的時候，就隨筆可以寫出來；無論中文、英文，都是一理的。如果平時名詞記得不多，臨時作起文來，就覺得無從下筆；這是讀書為文最要緊的秘訣，你試學之，自有領悟，我在此不能常寫信與你，你隨時到環龍路四十四號林煥廷伯伯處去問我電報消息，就知道了。如得到電報消息，便須寫信轉告你弟緯國。
父示。九月十四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八)
經兒知之：我接到你九月二十四日晚間所寫的信，非常喜歡。你說你的身體比上年不好，又覺很是愁悶。我前次寫信給你，要你身體自己當心，並且要勤習體操，你每日早晨起床的時候，可以自習柔軟體操，或啞鈴體操；亦可叫銑夫同練，必於身體有很大的益處。你出鼻血同頭暈，是十五六歲的人身體發育時候必有的象徵，但是你要時常自己當心，看書到一個鐘頭的時候，必定要休息遊戲十分鐘；因為用功讀書，總是低下頭來的，低頭的時候太久了，自然就要頭暈的，就是出鼻血，也是這個緣故。你以後可以買一個看書的書架子，就是像從前你祖母看經的經架一樣的東西，所看的書或學字的帖，擺在那架子的上面；那麼頭腦不用低垂，頭暈鼻血這類的病，都不會發生了。如上海買不到這種書架，託守梅伯伯向奉化習藝所去做一個來，也是很便的。
父示。十月十五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九)
近來兩個星期，沒有接著你的回信，心裏非常記掛，不曉得你同果夫哥哥的毛病有好了麼？你要知道，我費了許多工夫，及許多心思，寫信給你的意思，就是要聽這信裏的話，可以增進你的學問及智識；亦可使你照信裏的話，學些寫信的文字及格式。一個人，第一要遵守規則，就是要自己「道德高尚」，這個道德，並不是拘拘謹謹束縛不動的，祇要守著一切規則，不去侵犯人家的自由；如其可幫人家忙的時候，自然要盡力去幫，這就叫做互助，亦就叫做公德。除了依循道德以外，總要時時活動，使得心裏非常舒服；如其用功覺得苦了，就放下書本去遊玩一刻，再來求學，那腦筋一定是爽快的。你有空暇的時候，可以託果夫哥哥揀選幾本小說來看看，但是小說不能作正項功課，祇可算是解心鬱發性靈的讀物罷咧。
父示。十月三十一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十)
經兒知之：我接到你七日的信，非常快活，你的國文確已有了進步，我更加喜慰。但是你這信裏還有錯字，並且也欠清爽；現在我將你幾個錯字，拿紅筆圈出來，望你自己改正。以後寫字，總要筆畫清楚，而且不可錯落才好，你說遊安樂城記，拿這城裏的快活景況，來譬喻中國政事的不良，這個譬喻，就是不適當的。比方說中國政治能夠改良，要得到像這安樂城一樣景況，如此說法或者對些。凡做文章的意思，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如其正面意思說完了，篇幅還覺得太短，就把反面來說，因為反面的意思，能夠顯出正面的文章來。譬如說：「中國政治能夠改良，人民就享幸福了。」這句話就是說中國現在政治不良，所以人民不能幸福的反面話；更加可以證明中國政治不良的意思出來。你避暑雪竇寺記中，因山路難走，譬如求學一樣，這就對了；這篇文，必定是好的，將來我要看看。我寫給你的信，你可藏著，時時拿出研究，於你的作文很有益處；但是你信裏的字，要放大些，才好看，如同我寫給你信裏字一樣子大就好了。你英文不知有進步否？英文不但是講究文法，而且要多說話。譬如同學會面的時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說英國話，你就常常同其說英國話，那就容易長進了。凡百學問，總要熟練了以後，才可應付。學英文能常常講話，那就是熟練，後來就可對人家對談，那就是應用了。不但英文如此，就是算學、國文，凡是所學的東西，總要能夠應用才好；如其單是記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應用，那學問也就枉然了。我們家鄉話叫做「書獨頭」，官話叫做「書獃子」，就是這類人的綽號。總之，這些話，是說書讀得多不能應用的人；就是雖多無益，也是越讀越呆；所以讀書求學，總要使得心裏十分明白，拿一句話，實地可以使用著就好了。演說也是要緊的，如遇開講演會的時候，你可以想定一個題目，上去演講，不拘話之長短，祇要說得事理透徹，層次井然，臨場不要怕羞，講完從容下臺；如此多講幾回，也就不以為難了，切記切記！我二十九日由莫斯科起程，大約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可到上海，並告。
父示。十一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十二年）
(十一)
經兒知之：我現在住在黃埔，你有信寄到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可也。你今年功課，須注重英語，年底最好能考取梵王渡聖約翰學校二年級，否則亦要考入一年級也。寫字筆畫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均不可潦草糊塗；寫信的字，亦要像我寫的一樣大，不可太小。緯兒在滬出疹，你去看過否？現在有否痊癒？你近來對於功課，有何心得，曾看曾文正家訓否？每日學字幾個，均須一一告我；並把最近所學的字寄我幾張，看有進步否？
父示。五月一日。（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二)
經兒知之：你九日來書，我已接到，日前改正之文二篇，即於當時寄還，想可收到。你的字已稍有進步，但用墨尚欠講究，時有過濃過淡之病，筆力亦欠雄壯；須間日摹寫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橫、直、鈎、點、撇、捺處體會，注意提筆須高，手腕須懸也。
父示。五月二十六日。（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三)
經兒知之：你抄來陳公革命計畫及事略一篇，其中多有錯字，如「請」字誤寫為「清」字，是太潦草不留心之故也。凡抄東西須先讀一遍，將其意思領解，然後再著手抄寫，如有文意不通之處，即當改正；倘有疑難而不能自決者，即須問人，則抄寫才有益處。如慌急慌忙，不管正誤，祇要抄完就算，有何益處。凡事總要認真實在，不可當作還債看待。曾文正公言：「辨事、讀書、寫字，皆要眼到、心到、口到、手到、耳到。」此言做事時，眼、心、口、手、耳五者，皆要齊來，專心壹志，方能做好；凡讀書寫字，皆應當作辨事看也，你須記之。
父示。五月三十日。（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四)
經兒知之：上月二十八日來稟已接閱，附來文體語體二篇文字，亦批改附還；意思與文法，皆無錯處，欣慰之至。但字體嫌欠大，且欠清楚，以後切須格外留意。你沒有看過曾公家訓嗎？為何來信總未提及？注意英文，祇要將學校裏的讀本熟理便得。先要每日讀幾頁，每頁讀幾遍，以暑假日數，與書之頁數對計，必於暑假期內溫得爛熟才好。孟子文章之好，異乎他書，你如將來要做好文章，必須熟讀孟子，切勿視為等閒也。
父示。六月十三日。（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五)
經兒
培甥知之：經兒三十日來稟，文字比較皆有進步，若能專心向學，則三個月後必能復舊或較前更有進步也。現在要文章進步，第一還是要多讀古文，並須讀得爛熟，背之再背；大約每篇古文至少要讀一百遍以上，到月底並須將從前所讀書全部理習一遍；如尚生疏，則再誦讀，必須再能背誦，毫無阻格，然後方休。如此則三個月之後，約可三十篇長文可以背誦，則文筆必暢通矣；若能有百篇古文爛熟於胸中，則能成文豪矣。習字尤為緊要，培甥之字較一般青年為秀麗；但尚須用功練習，以其字僅得之於天性，而未下苦工，故無根底也。我定今明日回滬，約住數日，待補牙完妥，即赴牯嶺休息，以體未復元也。你們今年避暑可在相量岡廠內，較之他處為佳，且讀書用功仍可不致間斷也。
父
舅示。五月六日（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六)
經兒知之：八日來稟比三日之稟進步甚大，字體尤然，甚慰。你以後看書應多注重中國固有道德、建國精神與其哲學。孫文學說一書，實為中國哲學之基礎；而三民主義則為中國哲學具體之表現，譯文決不能徹底闡明其精神。俄文譯本更將其中之精華舍棄未譯，故你應將孫文學說看了二遍之後，即看三民主義中民族、民生與民權各主義之原書全文；並應將其心得及批評之點，摘記另錄，以備呈閱。民生主義中批評馬克斯主義各節，尤為重要，應即切實用客觀態度悉心研究；看完主義之後，再看軍人精神教育一書，亦在中山全集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書，則中國之政治、社會、經濟、與哲學，皆可得其基礎矣。你信中所說之家譜，是否為我之年譜，即「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乎？你看此書與家訓，每日約可看幾篇？你看書目力之快慢如何？可於下次詳稟為要。牙痛之病，不如拔除為佳；以寧波牙醫不但無正式之醫師，而且其器具皆污穢不肯切實消毒，故醫牙必被其醫壞也。如果醫鑲，則一切器具必須親見其消毒也，你所寫報告不必等待全部寫完，整個呈閱；可將每一段寫完者，陸續另呈也。體育甚重要，每晨體操，每傍晚可拍球，不必乘騎也。
父
母 五月十二日。（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七)
經兒知之：十二日來稟，其文字反不如八日之稟為佳也。無論寫字、作文、與做事，皆要有始有終，不可先勤後怠，亦不可先正後草；爾所來各稟，皆前正後草，即是有始無終之象，以後更要當心「精神始終貫注」，不分先後，寫字尤要「平勻」。凡同行與同篇之字，不可有大小，亦不可有左右歪斜，此乃學字初步之基本也。爾現在不必看自反錄，應急看孫文學說與三民主義原文，蓋我之思想與言行，皆本於總理之哲學也；待以上諸書看完之後，再看我近五年來所講授之廬山訓練與峨嵋訓練各集，則爾可以窺見革命之大道也。我下星期離滬，其地點未定，故暫時不必來稟，餘再談。
父
母 五月十五日。（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八)
經兒知之：你報告二部皆已閱畢，感慨殊多。回想經過之患難與苦痛，應知以後時時在家在國之難能可貴也。望常自省覽，應將原文寄還寶藏家中，可作寶貴材料也。我身體大好，可問培甥即知其詳。你今年一年內安心在家讀書，與研究農村利弊，如有餘暇，或可從易處略加改正，造福鄉人；但不可開始時即用勉強方式，祇可勸導之，使漸能改良，使之信仰，則以後當易為力也。你身體不甚健康，應於暑期時多注重體育運動，務於此半年內體格使之強壯為要，其他讀書辦法已述於徐先生信內，你可照辦。暑期將到，應即上妙高臺或相量岡避暑；如徐先生住妙高臺或雪竇寺，你們住相量岡，則每日可彼此朝往夕歸，亦健身之法也。
父 六月四日。（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十九)
經兒知之：近日在廬山頗忙，但見爾等來書文字思想皆有進步時，以此心為之一慰。倭寇今又來擾亂，令人嫌惡不堪，終必有以制之也。
父示。六月十六日。（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二十)
經兒知之：來稟改正寄回，希詳加研究。旅俄報告請人不如自譯，以自己不能自著國文，反要請人來譯國文，亦一恥事也。惟待國文著成後，可請一懂俄文者修正則可也；我正代覓中，將來當介紹來家相見。你此時應專心研究國文與習字著書，不必分心於倭寇之擾華，以我必有以制之也。近日在京雖忙，但精神甚佳，上星期日在赤炎之下，露天演講有二小時之久，尚不覺疲乏；可知身體已完全復元，此則可為黨國與民族自慰者也。
父 七月二十四日晨。（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二十一)
經兒知之：得電悉已產生孫女平安，甚慰。其命名為「孝章」可也，望產母保養珍重為要。
父 二月十六日。（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二十二)
經兒：昨談小組會議之重要，如編著時對於小組會議指導之要領與議案內容及其性質之分析，以及解決議案之講評，皆應述其大概；而會員之在小組會議中之態度精神，對事理之分析，與服從多數之精神及其習慣，亦應詳述。對於總理著作中民權初步一書，亦與此會議規律有密切關係，你可先行參看；將來在序文中可敘述民權初步與小組會議之關係為要。
中正 七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二十三)
敬電刻始接閱，蓮姑逝世，甚悲痛。希代我經理其喪事，但戰時應格外從儉，切莫奢侈，或暫厝殯；待培甥回國，再出喪亦可。
父 十一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二十四)
前託蕭王廟孫表卿先生編著周公全集一書，未知其編至如何程度？如有便可到其家一詢，並代候其起居。毛勉廬先生之病如何？亦代訪候。周公全集事本由毛先生託孫代輯，即問毛先生亦可知也。我約日內到重慶。
父 十二月五日。（中華民國二十七年）
(二十五)
經兒知之：所擬縣政意見，可照余在全會講稿一加研究，即可知其詳。縣政最要的是民政與土地及財政，應設民政與財政各科，而民訓則可歸併於教育科也。你如有志於政治基本工作，則可先任縣政，多得社會經驗，做一番切實工作；則以後對於政治，當更能認識也。敵軍昨晨在九江與星子之間姑塘附近登陸，諒已聞知，望努力為要。
父 七月二十四日。（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二十六)
經兒知之：十三日來稟誤寫為「三十」，想以事忙所致。建設新贛南提綱草案，大致可用，間有字句不妥之處，已加修改；託俞秘書另函寄還，待收到後酌量改正。惟作事應注重當地實際工作，不必施以對外宣傳；以吾家子弟愈能隱藏，則愈不受人忌嫉，亦即吾家愈能積德種福，亦即所以報答祖先之福澤，為後世子孫多留餘蔭也。此乃壯年人，尤其汝等不可不知也。日前蒙巴頓來渝訪問，會議交涉甚費心思，昨日辭去；今日得在黃山靜養，頓覺清快無比。
父
母 十月二十一日。（中華民國二十八年）
(二十七)
馬電悉。祖母陽曆忌辰十三日已過，未知陰曆計算忌辰在陽曆何日？查報。望於陰曆忌辰日，在贛遙祭。以後自祁增公以下各先人忌辰，皆應在贛照常設祭，以慰先靈，而盡孝道。
父 五月二十三日。（中華民國三十年）
(二十八)
贛縣蔣縣長轉姑丈姑母：聞胞姊與姊丈到贛，甚慰。途中勞頓，老年辛苦，思之至為懸系！尚祈在贛靜養，勿念鄉事；惟望尊體康健，同胞早得團聚，則幸矣。嫂嫂有否同來？安否？甚念。
弟中正 妹美齡。六月二日。（中華民國三十年）
(二十九)
我等星期一日到成都，主持軍校紀念典禮。昨曰參觀都江堰水利，甚有心得，惜兒未侍遊耳。兒任專員已足三載，人民愛戴，建設進步，時用快慰！惟人生立志全在日新月異，自強不息；切勿因譽生驕，蓋善始者實繁，而克終者甚寡，不能不深警惕，勉為人子也。得電有感，特復。
父
母 六月十九日。（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三十)
經兒知之：鄉間親友來贛者不論親疏，皆應善為招待，總使之衣食住經費，皆不致困難：此種費用不可節省，在此患難時期，尤應表示同甘共苦也。兒文句用字頗有進步，惟字體仍須抽暇熟習，最好習寫行書為宜。余近來每日必撥冗讀易經，自覺精神與學力皆有進步，惟此書非到五十歲以後，不易得益耳；此時兒應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書牘與家書。有時能選古文觀止中二三十篇，使之熟讀成誦，能隨時默識背誦，則提筆作文自能得左右逢源之趣耳。親族中在鄉間不能遠離者，如其生活困難，有法秘密接濟時，亦可設法轉給；但恐被敵奸察覺，反累親友，則不如不寄也。安安之兒孝佐來函求接濟，不知彼在何處？如有便可給其壹仟元也，餘不一一。
父
母 八月二十四日。（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三十一)
經兒知之：華秀回贛派員陪送，以慰懸念。七日來稟已接閱，勿念。本月二十六日即舊曆十月八日，為祖父誕辰，余不能回家拜祭紀念，思之悽然！幸姑母在贛，你可團聚家人，在贛遙祭，以慰先靈；但不可有所舉動，以免外人送禮。明年如能驅逐敵寇回鄉紀念，則正為祖父百歲足壽，亦一幸事也。送上老參二支，轉奉姑母服飲，勸其早服為要。魚肝油兩瓶，你父子皆可服用，但幼童每餐後祇可服一小匙，不可太多，每日服一小匙，以後逐漸增加更好。近日事忙，不能多寫，希自保重！各位親戚均代為照料，以慰懸慮是盼。
父示。十一月十九日。（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三十二)
此間近日氣候已轉涼，姑母康健甚慰。今春攜贛之魚肝油丸，壯年人每日可服一粒，則孝文幼孩，每日亦祇可服一粒；其實此丸原料為各種之維他命所製，而魚肝油之分量甚少也。未知姑母服此丸相宜否？不妨一試之。夏令營結業後，緯兒在贛多住幾日亦可，未知其習字工夫，每日能繼續不斷否？
父 八月六日。（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三十三)
經兒：宋姑丈逝世，喪事想已粗畢，思之悲戚不已。你來稟稱，每日學習英文與算學約占六小時之時間，此欲速助長之弊，為學者用功之大害；欲速則必不達，助長無異揠苗，不僅無益而反有害也。你學數學祇要知其基點，例如代數之方程式、幾何之定理等，使研究各種學問時與應用數學時，皆能了解其方式而已；不必求其精進，亦不必牢記熟習，故每星期有六小時學數學為最多，如事務太忙，則減至三小時亦可。如此每星期果有三小時至六小時之學習，每星期繼續不斷，則兩年之內，凡普通之代數、幾何、三角等數學，皆可畢業，故不必過急求速也。至學英文則每星期亦以六小時為限，先注重文法與生字，然後再進一步注重會話；總以先能看其文字為主，再進一步則習會話。你俄文已有基礎，則學習英文必甚容易，故不必求之太急；但外國語文之進步，祇要有恆無間，而不在貪多務得耳。總之你年已過三十，記憶力已退，而悟力增強，若持之以恆，不患其不通，而患其用腦太過，致蹈揠苗助長之害；故各種學問，不必強求不忘，但求其領悟學理與了解其應用方法可也。
父 八月七日。（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三十四)
銑電悉。數學與英文有否繼續學習？望勿間斷為要。
父九月二十日。（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三十五)
寢電悉。敵機來時為何不遠避，而尚在宅後？此應切實改變！孝文微傷何處？盼復。
父
母 二十七日。（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三十六)
經兒知之：昨復電諒達，你身任專員，此時自不能離職，甚為欣慰！如果專員已派員替代，而贛州人口亦疏散已畢，則當即日飛渝；以政工班開辦伊始，政治部組織未臻完備，諸待積極進行，以免誤青年遠征軍政治工作也。否則為小事而誤大局，亦非得計，以你主要職務全在於渝也；但專員未交替以前，自當留贛負責也。孝文上星期以喉疾發熱三日，今已復元，勿念。
父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一時。（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註釋〉
①據蔣經國著，我的父親（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四十五年）。按本文以單行本方式刊行者，計有民國四十五年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四十八年政工幹部學校、六十四年慈暉出版社、莒光圖書中心、大申書局、裕川出版社、鳴華出版社、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大同新聞通訊社；六十九年、七十七年正中書局等版本。另收錄於負重致遠（四十九年國防部；五十一年陸軍總司令部；六十年幼獅文化事業公司等印行）、風雨中的寧靜（五十六年國防部實踐講習班；六十三年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大專學生集訓班；六十四年魯南出版社；六十七年正中書局；六十八年實踐出版社等印行）等書中。其標題或改為「一位平凡的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