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被中共官方及其支持者大力提倡，乃是將中共包裝為看似具有「科學性」以及「務實性」的政黨，為中共提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永久執政的「合法地位」。然此一理論根基，是根據1978年5月11日南京大學哲學系胡福明教授，為打擊時任中共領導人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凡是對毛澤東的決策、指示，都要堅決擁護與遵循），為鄧小平復出以及改革開放政策鋪墊之作品。以思想層面論，作為鄧小平推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此誠為毛、鄧兩個時代的分水嶺。至今，習近平更提出所謂「把堅持實事求是落到實處」的政策口號。雖今人多把習比作毛，但他目前提出的口號仍以延續鄧的政策為主。
此實踐論一文，鋪墊鄧小平掌權以及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而中共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位毛澤東晚年犯了「嚴重左傾錯誤」，而鄧小平復出，其披上務實的「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評價。但中共所謂的「實事求是」，真的是我們所想的「實事求是」嗎？
【中共的「實事求是」是什麼？】
長期的革命鬥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正確的，而「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錯誤的。標準是什麼？只有一個：就是千百萬人民的社會實踐。
上句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下簡稱「實踐論一文」）對於已經先入為主下了結論表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正確的」，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實踐是正確的」。可是當我們放眼牆外，結果卻是1989年的東歐劇變，蘇聯為首的千百萬的人民放棄了祖國的本土化馬克思主義與政權，那這不就恰好人民自己選擇「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實踐是錯誤的」，而「還政於民」才是正確的嗎？
但實踐論一文又稱，馬、思、列、毛等革命導師，不畏懼自身理論被檢驗，會勇於修正自己的錯誤，以科學務實的態度拋棄舊觀點、舊結論，永保馬克思主義之長青，那麼馬列主義的「實踐」又是如何被檢驗的？「實踐」跟「黨」，哪一個才是中共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現在中共早已在六四事件、白紙運動用行動告訴人民──「黨」才是中共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共所謂的「實事求是」，仍是要以黨領導一切作為前提，並藉口黨有「自省」的能力，拒絕外界的檢驗。若「實事求是」牴觸了黨的領導，則完全是可以被拋在一邊的。不光是鄧小平說「堅持共產黨領導」，習近平說「黨領導一切」，中共的憲法第一條更是如此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所謂「科學」？】
舉凡科學驗證，無非都是先提出假說，然後根據假說進行實驗，藉由觀察結果來驗證假說是否正確，道理相當簡單。一個科學的施政，應該是先根據一項計畫執行實驗，再按實驗結果來修正政策方針，直到新的政策方針可以得到滿意的結果為止。也就是我們常聽到的PDCA（Plan、Do、Check、Adjsut，計畫、執行、查核、調整）。
中共的做法則剛好相反。世人以「結果決定真理」，中共卻是「黨意決定真理」。中共所謂的「實事求是」，仍是要以黨領導一切作為前提，並拒絕外界的檢驗。這種將「黨」凌駕於科學之上的作法，無疑是反科學行為，一如當年把宗教凌駕於科學之上，反對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教會。所謂「實踐證明」，完全是「先射箭再畫靶」。此時再看中共在實踐論一文中引用哥白尼，便顯得格外諷刺，因為哥白尼在當年是科學精神的實踐者，但受到維護天主教教義的教會迫害。中共同樣將現今對於中共政權以及馬克思主義者持反對意見者，貶低其為精神病患以及顛覆政權之犯罪者，中共之行為，無疑中世紀之教會。
所以先總統 蔣公對於中共的「實踐論」表示：「真正的科學，其精神是在求合理，求真實，而其方法，乃在於徹底，在於精密。這樣才能算是真正的科學。至於朱毛奸匪所謂的科學的辯證，乃是儘可能的使其詭秘；使其含潛，使其似是而非，誘致人們困惑迷誤，糊塗懵懂，乃至無力自拔。我們要掃除朱毛奸匪這種反科學的獸行，要清除朱毛奸匪這種詭詐的煙幕，就先要求精求實，使大家真正了解科學是什麼，更要使大家了解什麼是假科學和反科學，那我們才能夠談得上反共抗俄的理論，與消除朱毛奸匪害人的毒素。」（三民主義的本質）
【結語：民主才是真正的政治試驗場】
在任何一個成熟的現代民主國家，任何執政黨政策錯誤，將受到在野黨以及人民輿論的口誅筆伐，最嚴重者會受到人民以選票重新決定該政黨是否繼續執政。況且在中國歷史上，周厲王還會因為厲行暴政，而被國民起義放逐，另立新王。
國家是屬於人民的，就算人民賦予政黨執政、實踐其政治主張的權力，終歸需要受到人民的檢驗。因此真正握有裁奪資格的是人民，而非政黨。所以中共的實踐論一文，內容充斥著一個專制執政者狠毒的傲慢，以及否定人民具有檢視中共政權的權力。1949年以來，中共做了種種馬克思主義式社會主義實踐，換來只有飢荒以及死亡，人民對於中共的本質已有認知，只差讓中共下台之機會。
而對於「科學實踐」之爭論，還是胡適先生下的註腳最好：「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誰是「真理」誰是「邪說」，其實沒有一定準繩，只有「政策」、「工具」在當下合不合適的問題。同理，國父 孫中山曾謂：「在昔異族專制之時，官吏為君主之鷹犬，高居民上，可任意為惡，民無可如何也。今經革命之後，專制已覆，人民為一國之主，官吏不過為人民之僕，當受人民之監督制裁也。其循良者，吾民當任用之，其酷劣者，當淘汰之而已。為人民者祇知除害足矣。為此需要，不必待於普通教育、科學知識；而凡人有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也。國害一除，則國利自興，而富強之基於是乎立。是中國今日欲富強則富強矣，幾有不待一躍之功也。」（孫文學說）因此，民主社會才會開放各種討論與檢驗，讓人民去決定誰執政、誰在野；做得好上台、做不好下台。無論是在野或執政的政黨，都逃不過民眾的眼睛，不是像中共一句「代表人民」、「善於自我檢討」就能帶過，享有永久執政的特權。
先總統 蔣公同樣表示：「我所以要提出「倫理」「民主」「科學」的口號，乃是要大家徹底了解要建設民生主義，必要用科學來實踐的；要實現民權主義，必要用民主來實踐的，尤其是我們如要實行民族主義，必須先要實踐我們固有的倫理道德，方能期其有成。」（三民主義的本質）
所以，民主才是真正的政治試驗場，因為各種政治主張在這裡都有實踐的可能。一個能容納下其他聲音的社會，才能真正落實言論自由，否則遑論「科學」、「實踐」，就是「自由」恐怕都只能淪為空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