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王朝”贪腐之谜（轉發2012年08月22日，南方报业网微博報導）
宋家一直是生活在‘大贪官’的阴影下。”宋曹琍璇轻轻地叹了口气。2011年秋，作为蒋宋家族的代表，她受邀出席复旦大学举办的近代史研讨会。
▲1947年末1948年初，宋子文以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身份访问香港，检阅英国仪仗队
宋曹琍璇是宋子安之子宋仲虎的夫人，干练、充满活力。她也是美国湾区很有影响力的华人社会活动家，。近年来，她一直努力推动蒋、宋历史档案在两岸三地的解密、出版和研究。
“我觉得这就是上帝对我的使命和呼召——让那段历史的真相大白天下。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的，也希望这能给今天的中国社会带来一些有意义的历史教训。”
1985年，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一书。这是关于宋氏家族最知名、也最具争议性的一本书。这位畅销书作家以爆料的方式书写了宋氏家族的兴衰史。
它的中文译本首页中这样写道：“宋家王朝聚集了这个时代最大财富的一部分，《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该书一经出版，宋子文的遗产执行人威廉姆·约曼就致信西格雷夫提出抗议，宋美龄曾撰写专文反驳，多位台湾学者联名在美国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反击。
这反而替西格雷夫做了最好的宣传。在质疑声的刺激下，《宋家王朝》一书销量大增，数月不衰。
传说中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
历史真相的探寻要从流言和传说开始。
蒋介石兵败大陆后，宋子文一家定居美国。当时台湾、美国有一种传闻——孔、宋两家把大笔资产转到美国。1950年，《华盛顿明星晚报》专栏作家布朗在一篇反对美国援助台湾的文章中，援用“美国官方确切可靠的统计”，说孔宋二人在美的银行存款达5亿美元之多。
于是，台、港两地新闻媒体就这两家究竟有多少资产，该不该向台湾政府“捐产”、捐多少热热闹闹地讨论了一番。甚至要求政府立即将二人从海外召回，予以说明。
2008年3月12日，宋子文长外孙冯英祥代表母亲把宋子文的第三批档案保存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共两千多份文件，内容包括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时的日记，与英美政府高层的通讯函电，与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中英文电报，其中还有他在1940年代至1971年去世期间亲笔所写的财务记录和与律师往来函件。
在宋子文留下的文件中，有3份他用钢笔记载的个人资产统计，时间分别是1940年5月26日、1943年7月19日、1968年3月30日，其中1968年3月30日统计的宋名下的资产合计为1,349,299美元，夫人张乐怡名下的资产为1,125,986美元。
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纽约州政府曾组织过一个对他的经济状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加上房产等变卖，他的总资产达800万美元，扣除两百多万美元税款后，宋子文遗留给张乐怡的遗产为五百多万美元。
按这个财产数额来衡量，宋子文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要说全球范围，即便在中国，也算不上是巨富。这些目前已公开的宋子文的遗嘱是法律性文件，不应有伪。当然，这些文件是宋氏家族提供的，可能有取舍。
此外，档案还显示，宋子文对自己持有股票的市价波动情况非常敏感，经常记录涨跌的具体数字。冯英翰是宋子文最疼爱的外孙，在他儿时记忆中，外祖父常仔细研究报纸刊登的股市信息，每天晚上要等到外祖父看完新闻后，全家才一起吃晚饭。
宋子文对财产细微变化的关注，可以从侧面说明他并非巨富。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曝出的美元公债舞弊案、黄金加价案传到美国，引起美国舆论的不满。当时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子文参与了抗战期间美国对华大量财经援助的游说和谈判，他有可能将这些财经援助转换为个人与家族利益。
宋子文研究权威吴景平教授认为，这条贪污的路径可能性很小。一则美国人在监督，与宋不和的财长兼央行行长孔祥熙也在监督。二则，宋子文只负责借钱，并不经手具体的钱款，宋要从中贪污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一个佐证是近几年对外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在日记中，蒋介石对高层贪腐人员经常指名道姓，破口大骂，譬如孔祥熙。虽然他也在日记中经常大骂宋子文，说他专横、独裁、有野心，但是从来没有指责过宋有贪腐行为。
美国底特律大学政治系学者戴鸿超就宋的贪腐疑云做过研究。他谈到那些有关宋家财富的传说，总结说：第一，一人先述己见，另人传之，三人继之，流传下来。这以美方文字最为明显：先有专栏作家说自己的听闻，结果经书籍的采用，似乎成了定论，比如所谓宋子文是1940年代最富有之人；第二，各文字中未说出可以查对的第一人称的证词，而中方文字也大多缺乏确切的数据，仅用推断。
事实上，关于《宋家王朝》里提到宋子文是1940年代最富有的人，作者西格雷夫也在注释里说明，这条是日本在战时制造的谣言。
不过，吸引眼球、耸人听闻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至今查无实据的“豪门资本”
那么，宋子文留在大陆的私产又有多少呢？
《金陵春梦》和《宋家王朝》都曾引用过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胡汉民的一句话。传闻1931年两广起义之时，胡汉民被蒋介石扣于南京汤山，他指责宋子文，说其“一穷措大耳，任财长以来，富埓王侯”。
这与事实有出入。早在子女和政治有关涉之前，宋家就已是一殷实富户了。宋子文之父宋耀如，人称“印圣经的宋查理”，幼年闯荡美国，在美国接受教会教育。1886年北卡罗来纳州教会派遣回国传教，几年后辞去神职转而经营工商业，他曾入股经营著名的华美书馆，并在中国出版发行中文圣经及宗教书籍。他还和人合办上海面粉公司，投资香烟、棉纺等行业，也进口机器设备。
后来，宋耀如结识了孙中山，加入兴中会，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主要资助人。等宋家子女陆续步入政坛，能用于致富的资源和人脉远甚于父亲宋耀如这一代。宋家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家族成员所经营和控制的企业，即所谓的“官僚资本”。
1933年，宋子文因军费问题和蒋介石发生矛盾，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下海经商”。他曾和张嘉璈亲口说，他要做“中国的摩根”。他在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公司、广东银行都有个人股份。
建设银公司是一家背景和成立目的都非常特殊的公司，其股份大部分为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13家银行所有，宋子文和一些国民党高层是其股东，的确也由此享受过“官办商行”的高额利润。
在1946到1947年，朝野各方发起“倒宋”大潮后，为了挽回个人影响，宋子文1947年9月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把拥有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全部股权，约合法币5000亿元捐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三兄弟共有的财产，以帮助解决政府面临的经济危机。
1949年后，广东银行在海外继续经营。学者吴景平查找过有关广东银行的资料，他认为，目前从未有确切证据查实国家资产流失到广东银行，也没有证据说明宋子文转移了国家资产。宋家原来持有南洋兄弟烟草的股份是以广东银行和中国银行持有的方式，而非个人持有的方式。
胡佛研究所的郭岱君博士是研究宋子文的学者，她谈到自己在2006年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会上有一位美国学者说自己非常认真地在找宋子文贪污的证据，没找到。他说他希望学者提出证据，但是到今天都没有人提出来。
官商体制的“合法”得利者
无论有多荒诞与夸大，每一个流言都带有现实的投射。
在记者查寻宋家所涉及的企业的历史资料里，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以其特殊“身份”享受的特权和好处。
1947年，宋子文在舆论压力下把自己在中国建设银公司(简称“银公司”)的全部股份捐给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这家由宋子文在1934年筹建的公司，一直被外界视为宋家控制下的官商企业的典范。
虽然对外宣称是“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但银公司是一家非常“特殊”的金融公司，它的筹建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和财政部的支持。其大股东是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13家国内银行，小股东则是宋子文、孔祥熙在内的一大批政界要人和金融界头面人物。
宋子文所以采取这样“官商”合办的形式，一是为了绕开来自日本的多方阻扰，以民间的面目引进来自欧美国家的投资；另一方面，它又具备某种国家企业的信用和功能，可以提高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在抗战爆发前，银公司引进外资和投资完成诸条铁路的建设，并为吸引外资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模式。抗战爆发后，银公司又配合政府的需要，充当政府和国有银行之间的中介，对煤炭、电力、矿业等资源类企业进行投资。
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及与政府的关系，公司自创立之初就红红火火，资产由1934年的1260万元迅速扩张到1936年6月的11500万元。该公司1936年纯利190万，赢利相当于资本额的20%。
这当然也为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
在1935年左右的经济危机中，大量民营银行、钱庄、工商企业破产、倒闭。宋子文入股了广东银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一批优质民营企业，其家族成员成为实际控制人。这些企业在收购后 的“起死回生”，颇耐人寻味。
广东银行原为一家私人投资的侨商银行，1935年经营陷入困境。1936年，宋子文对倒闭的广东银行进行改组、清理后复业，由其弟宋子安出任董事长，控制了人事、业务大权。
宋子文的特殊身份和人脉，成为广东银行的宝贵资源。复业开张之日，就有一笔来自中国银行的300万元存款。中国银行允许广东银行透支使用这笔存款，以150万元为上限，仅取息2厘，只及其他银行利息的一半。有了这笔低息巨额存款，广东银行得以大胆主动地展开各项业务，直到数年后根基已固，才由沪行将款还清。
当时，宋子文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宋自己也说，在出任广东银行董事长前，他曾与中央、中国、建设银公司等银行机构接触，三大金融机构“荷允尽量帮忙”。这对该行“此后业务上之推进，资金之调拨，均有莫大之便利”。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扭亏为盈”，另有一番典型意义。
因为来自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这家中国最大的烟草公司在1930年代陷入了经营困境。自1932年起，南京国民政府对烟税实行二级税制，对由中国企业主要出品的低级烟征的税率高于英美烟草公司的高级烟。1934年，中国华商烟厂曾向政府请愿，迫切要求恢复以前的七级税率制，遭到了拒绝。
1937年3月，陷入经营困境的简氏家族和宋子文达成协议，以每股 5元的价格出让公司的半数股票，并将“其余股份全部，连同股权”，也交由宋“自由支配及运用”。所购股权的70万由宋子安掌控的广东银行出资。
宋家进入南洋烟草的次月，财政部即宣布新的四级烟税制，高级烟比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更大，因而对中国烟厂更为有利。当年6月，南京政府突然“关心”其进口纸烟的税率问题，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
虽然没有直接有力的证据证明，宋子文收购南洋兄弟烟草才使得南京政府采取有利于保护中国工业的政策，但事实是，中国工商业界关于改变征税的请求之前一直无人理睬。
民国官员吴国桢在其口述回忆中，曾谈到孔宋模式与制度的互动。他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孔宋资本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政策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
“他长期兼营公私重职，而没有谨慎、明确地划分公私界限，这自然引起社会的质疑。”吴景平中肯地分析说。这就如同，如果今日美国的财政部长或者中国银行董事长，一边主掌财经大权，一边自己或者家人经营投资商业企业，人们如何厘清其中的公私利益呢？
宋子文本人也为这种自晚清以来的官商体制付出了代价。长期生活在各种指控他是“巨贪”的流言、传说和社会舆论里，他的心境十分苦闷，在美国深居简出，惟以儿孙绕膝为乐。
传道书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放在中国两百年历史语境里，此话别有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