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至死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
一個鐵定的歷史事實是，孫中山先生從來只有一個主張“民族、民權和民生”的三民主義。1905年8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11月，《民報》發刊，孫中山爲它作發刊詞，正式揭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以爲中國國民革命之思想方針和理論基礎。其後《民報》自然對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進行了很多的討論，但那個時候還沒有將孫先生的三大主義簡稱爲“三民主義”。至1906年8月，香港《中國日報》在廣告上介紹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因用語太長，不夠簡練，才開始簡稱“三民主義”，此後各地報紙才開始採用“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便日漸地成了一個專有的理論名詞，或曰政治概念，而得以迅速普及。
之後，直至孫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辭世，其間20年，孫先生雖曾專門演講和著述三民主義不下十數次，涉及三民主義猶不下數百次，也都是講的民族、民權和民生。其中，於1919年攥寫成稿的卓越的三民主義文言本，和1924 年的春天，即在先生已經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因先生于廣州作三民主義之最後一次系統講演而出版的白話本《三民主義講演錄》，凡二十余萬言，講的也都是 “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而從來沒有講過其他任何內容的三民主義。至於先生在已有“聯俄容共”做法之後的最後一次三民主義講演中，曾明確、科學和系統 地批判過馬克思主義的“內容”，我在後面會說。
所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從來就無所謂新，更無所謂舊；無所謂真，更無所謂假。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後來居然有了“新和舊”的問題，真和假的問題，並且 還有人要用新的取代舊的，用假的否定真的，甚至用新的批判舊的，直至要用“革命的三民主義”否定“不革命的三民主義”，特別是要把孫先生的三民主義詆毀成 “舊的、僞的、過時的、不革命的和資產階級”的三民主義，那已經是孫中山先生“死後”兩年、甚至是更久遠的事情了。
鮑羅廷爲死後的孫中山製造了一個新三民主義
然而，悲劇在於，孫中山死去兩年之後，自1927 年至1949年的，被蓄謀製造出來的“新三民主義”，早已在共產黨內部和那個思想十分自由、輿論也相當自由的“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發生、發展、發酵了整 整22年。而自1949年起，即共產黨已經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國家（改名延續了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在一切方面都實行了無產階級的專政之後，直到 目前，由於共產黨只准許在教科書和一切宣傳材料上，歌頌他製造的“新三民主義”，而絕不容許任何人揭露他製造“新三民主義”的來龍去脈，於 是，共產黨製造的“新三民主義”，便在中國大陸獲得了絕對的思想和“學術”統治地位。以至於今天中國大陸的很多歷史學者雖然早已經知道了真假三民主義的真 相和由來，然而，當他們爲共產黨編寫教科書時，還是要違心地說假話。因爲，不如此，他們就不能夠當教授、做專家，更不能成名。就象那些爲了出名求利，甚至 爲了做共產黨的文壇“寵物”，而不問良知、良心的一些所謂作家、藝術家和文藝“大師”們一樣。如此，遍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人都以假代真，或曰顛倒了真假， 也就毫不奇怪，所謂“習慣成自然”。
但是，也請容許我引用毛澤東說得很漂亮的一句“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僞裝應當剝去。”
因爲，事實是，孫中山先生直到死，就只有過一個三民主義，因而也就從來沒有所謂新舊之分、真假之分、革命的不革命的之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分。那末，新三民主義究竟從何而來，又是何時問世的呢？對此，我在1999年於美國出版的《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明白地寫道：所謂“新三民主義”，即被蘇俄和中共解釋爲“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純屬捏造。近年來中國大陸歷史反思的結果，已一再證明它們不過是共產黨的“創作”。
中國大陸學者陳錫其教授早已在他的論文“孫中山與國民黨一大”中指出：“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是日後‘總結’的提法。”至於日後是誰總結的，他顯然不敢說。
另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黃彥教授則進一步于論文中指出：“如果有人看了某些文章上面說的，國民黨一大宣言確定了三大革命政策以後再去查閱宣言的話，肯定會感到失望，因爲它的二十三條（一作二十二條）對內對外政策都沒有這樣的條文。”這一點非常重要，務必請大家記住。
還有一位中國大陸學者魯振群教授，尤在他的論文“三大政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里面，進一步地證明說：“三大政策是在1926年11月及12月間由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所提出。”歷史的事實是，爲了拖延、反對和破壞中國國民黨與蔣介石所領導的北伐迅速走向成功，192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決議說：“迎汪（精衛）複職，以與蔣分權，繼續總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這個目前所見到的第一次完整提出“三大政策”概念的文件，竟是共產黨的文件。是因爲孫中山先生逝世，蔣介石護黨，北伐就要走向成功，才逼迫著中共爲再度分裂國民黨，破壞國民黨北伐，和意在打倒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而使用的陰謀策略。
1927年春天，蘇俄顧問鮑羅廷終於在武漢創辦的中共機關報“英文版”《人民日報》上，首次公開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並首次公開“爲已 經死去的孫中山”宣稱這個所謂的三大政策，就是“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參見《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一章）。然而，此時，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兩年有餘。
臺灣著名現代史學家李雲漢教授對此提出了更早的佐證，證明了大陸學者言之不虛（──大陸學者哪裡敢“虛”呢！）。他說：“共產黨人對於三民主義的最大誣衊和曲解，是捏造了所謂‘三大政策’，並妄圖以‘三大政策’來取代三民主義。事實上，在孫先生的全部言論和國民黨歷次的宣言、決議案中，從來就沒有“三大政策”一詞，而且在孫先生在世的時候，共產份子也不敢提出這一僞造的名詞。這一名詞不見於國民黨的文獻，其最早出現，乃在中共上海區秘密通訊第七號，時間在民國十四年的十二月（1925年12月）。共黨的《秘密通訊》上有這樣的話：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份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李雲漢教授還說，“民國十六年一月起，鮑羅廷和他指使下的共產黨人乃大肆叫囂所謂‘三大政策’。特別是在武漢地區，只聽到‘擁護三大政策’的叫囂，很少人敢宣傳三民主義了。”
李雲漢教授的話，證明了大陸學者小心翼翼地求證。因爲，“毛主席教導我們”：“假的就是假的，僞裝應當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