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財政極其困難,但仍然將巨款投向了教育,對大中小學生全部免除學費,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經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戰前中國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軍的轟炸,財産損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辦,繼續維持的僅有83所。教職員工和學生的數量也急劇下降,財産損失更高達3360余萬元。而此時,由於日軍占領了中國最重要的財富來源地東南沿海地區,中國政府因此失去了占全部財稅收入一半以上的關稅,加上軍費開支急劇上升,財政狀況極爲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極力倡導實施戰時非常教育或國防教育,主張將一切正規教育中斷,高中及大專院校停辦,師生員工應征入伍,共赴國難。
蔣介石提出了“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觀點:“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爲應急之故而丟卻了基本。我們一方面是爭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複興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眼點,不僅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陳誠更是直接批駁戰時非常教育“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萬年的大計,所謂‘百年樹人’,一個國家,要建國,要強盛,就要培養無量數的人才,以爲領導,以爲中堅”；“教育是立國的根本,尤其當國家臨到存亡斷續的關頭,成爲絕對的需要,這是一個國家最強韌、最可靠的生存力量”。教育部根據以上精神制定了“戰時需作平時看”的辦學方針:“我國高等教育本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爲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後果將更不堪。”抗戰是長期的,各種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戰後的建國事業,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斷,是中國可以薪火相傳的根本,這是當時中國政府的基本判斷。
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有計劃地將大學遷往內地,淪陷區90%的高級知識分子、50%以上的中級知識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轉移到了大後方,這是一個奇迹。但大批來自淪陷區的學生衣食無著,教育部長陳立夫便以個人名義借貸建立了貸金制度,凡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可直接向學校貸款以維持生活,貸金包括膳食及服裝各項費用,並免費提供住宿。由於通貨膨脹等因素,這些貸金以後並未償還,這等於政府向學生無償提供了學費和生活費,因此貸金制隨後改成了公費制。
抗戰期間,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共達128000余人,這其中就包括了錢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锷、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9人,還有李政道、楊振甯這兩位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8年抗戰期間,全國專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員增加了3623人(48%),學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學教育也全部免費,學齡前的兒童入學率從戰前的43.4%上升到了勝利前的76%,初等學校學生數量幾乎是戰爭爆發後的2倍。在職業教育方面進步更加明顯,在校學生人數由戰前的7000人增長到了25000余人。
在教育規模擴大的同時,國民政府也重視大學的科學研究。教育部於1938年特地撥經費給國立大學,令其恢複因戰爭而停辦的研究所,恢複招收研究生,並酌情增設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經濟部共獲準專利423項,是從民國初年到戰前專利總數的182%。時任駐華參贊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認爲:“這七年間的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30年來,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抗戰期間國民政府還選拔了1566名的自費或公費留學生赴美國和歐洲各國,其中包括了後來的“兩彈一星”元勳王大珩、黃緯祿、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懷等8人,超過了“兩彈一星”元勳總數的三分之一,另外還有楊振甯。當時在國外還約有2500名中國公費、自費留學生,其中家鄉淪陷,斷絕了經濟來源的約占60%,國民政府決定撥款給予資助,總計數額達數十萬美元(留美中國學生月津貼75美元,當時美國教師的平均月薪不過120美元)。抗戰期間教育經費在國民政府的財政支出中僅次於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
教育是百年大計,是一個國家復興和富強的根本。正因爲教育是百年大計,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內就見到成效和回報,因此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是政府有無遠見、是否負責的試金石。中國政府在抗戰爆發,黑暗降臨,勝利日還遙遙無期、無法預判之際,毅然摒棄了戰時非常教育的實用主義的短視主張,將眼光投向了戰後國家的複興和重建,決定采取“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教育政策。此時東南沿海財富之地已經淪陷,財政收入損失大半,而同時爲了抗戰,軍費開支浩大,政府財政極其困難,但中國政府仍然將巨款投向了教育,對大中小學生全部免除學費,甚至提供食宿,對海外留學生給予救濟,並繼續派遣留學生赴海外學習,培養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準的國家棟梁,日後的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中堅力量,使得中國的學術薪火相傳,存續不絕,並奠定了未來現代化發展的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