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制度的追求，自始至終皆為對地方自治理想之追求。
「地方自治，乃建設國家之基礎。民國建設以後，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實由於地方自治。若地方自治已發達，則政治即可完善，而國家即可鞏固。」（國父：辦理地方自治是人民的責任），所以「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曾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為一完全自治之縣。」，「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孫文：建國大綱）
「如果一味的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風土人情，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如果不照自己社會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國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險。」（孫文：民權主義第六講）
1924年，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說，聯省自治的結果“不過分裂中國，使小軍閥各佔一省，自謀利益，以與挾持中央政府之大軍閥相安無事而已，何自治之足雲……爭回自治之運動，決不能與爭回民族獨立之運動分道而行。”他堅信，“自由之中國以內，始能有自由之省。”“真正的自治，必須待中國全體獨立之後，始能有成。”這個認識，是基於對民國亂世根源的深切體認，是高瞻遠矚和極其有洞察力的。孫中山認為，必須以縣為自治單位，主權在民之規定，才不至於成為空文。
孫中山重視地方自治由來已久。早在1918年7月，老同盟會會員李宗黃赴日之前，前往上海拜訪孫中山，曾求教道：“政治的範圍非常廣泛，考察之時應從何著眼呢？”孫中山即建議他仔細考察一下日本的“地方自治”狀況，孫認為：“政治的基礎在於地方自治。日本的市、町、村組織都很健全。日本之強，非強於其堅甲利兵，乃強於其地方組織之健全。要看，最好看看他們的地方自治。不過他們這種地方自治，官治氣息很重，是不合乎吾黨民權主義、全民政治的要求，但他們的某種精神和方法在訓政時期卻很可參考，所以仍然很有考察的價值。”
1923年，孫中山撰文反思之前的失敗，則將沒有搞“地方自治”視作最主要的原因。孫氏說：“軍政時期及訓政時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縣為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託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使不至成為空文也。今於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勝言。”更重要的是，“省自治”適足以使軍閥稱雄，“縣自治”則反之。
第一，以縣為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於民治也。今既不行，則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狀態，專制舊習，何由打破？
第二，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尚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
第三，人口清查，戶籍釐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既辦，然後可以言選舉。今先後顛倒，則所謂選舉，適為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
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為憑藉，則進而參與國事，可以綽綽然有餘裕，與分子構成團體之學理，乃不相違。苟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之根據，無怪國事操縱於武人及官僚之手。”
簡而言之，在孫中山看來，“縣自治”既是打破專制舊習的有力手段，又是訓練民眾自治能力的捷徑。尤其是“縣自治”還能防範軍閥坐大，遠勝於徒有其名的“省自治”：“以中國各省之土地與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國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獨立之能力。
中國此時最可慮者，乃在各省藉各自治，實行割據，以啟分崩之兆耳。故聯省自治之所以不適於今日之中國耳……今日之所稱為聯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則其害：上足以脫離中央而獨立，下足以壓抑人民而武斷，適足為野心家假其名而行割據之實耳。”
北洋時期的社會現實已經為孫中山的擔憂提供了最好的註腳。各省督軍截留稅收，用於自己養兵、割據，不服從中央命令。而縣相對於省小得多，不具有割據的實力——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一再要求雲、桂、晉、川各系軍閥實施“縣政自治”，用意正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