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爭不是用「戒嚴」的國家行政暴力解決

1949年，總統 蔣公依據行政院決議，宣布全國戒嚴。

2024年12月3日，南韓總統尹錫悅，突然深夜進行重大快訊，宣布由於南韓國會內，受到親「北」(北韓)人士挾持，為了捍衛憲政民主體制，所以宣布南韓戒嚴。所幸南韓朝、野黨團190位國會議員，在南韓國軍消極抵抗以及民眾擁護下，深夜在國會召開臨時會，根據南韓憲法一致決通過，宣布移請總統解嚴。南韓總統在民意下，被迫宣布解嚴，結束危機。後續相關行政究責以及輿論發展，仍待追蹤。

但是臺北的執政黨民主進步黨的Threads，借題發揮對於在野黨團的政治杯葛不滿，居然有默認南韓總統做法是正確的說法。後續輿論譁然，臺北的民進黨立法院黨團回應，居然不是感到羞愧，而是指責國民黨執政時期的兩蔣政府，撇開歷史背景不談，批評在台灣地區進行38年的戒嚴。

臺北的民進黨官方社群誇張發言

現在就是大家集體失憶的時代，筆者要讓大家好好回憶一下。當年1949年面臨中共隨時渡海進攻台灣的狀況，蔣經國就曾對於戒嚴解釋：「安定的環境，是發展經濟的先決條件，也是步向民主坦途的必要條件。民國三十八年，在國家處境最險惡的時候我們實施戒嚴，用以確保國家的安全、社會的安定、人民的安康。今天我們在復興基地創造了舉世讚譽的奇蹟，實施戒嚴確已為我們階段性的發展作了貢獻。現在國家安全法已經通過，國家的發展預期將在新法的維護下，創造一個更民主、更自由、更繁榮、更進步的社會。在推動民主政治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循序漸進，守法守紀。如今，國家安全法通過，祇是另一個起步，今後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因此，希望大家抱持大公無私的胸襟，捐棄成見，以團結的力量來克服困難，以不懈的奮鬥來開創新局。」(國安法完成立法使國家邁進新時代)

而在沒有戒嚴法後的台灣地區如何對抗中共，蔣經國就說：『民主與反共是我們在對敵鬥爭中贏得勝利最強大無比的憑恃力量，也是打擊共產主義的最有效利器。因此，唯有恪遵憲法，反對共產主義與反對國土分裂，我們才能達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最後目標，也唯有讓中國統一在民主政治制度之下，世界和平才有希望。』(宣布解嚴以貫徹民主憲政是打擊共產主義最佳利器)

筆者只是要強調一點，所謂民主政治下，本來就會有不同的政治光譜以及意見。國會，不管是民國派主張的純粹民意代表的國民大會，還是現在臺北政府下的已經變為三權制的立法院。就是一個全國民意的交流區域。由人民選出國民代表針對國家事務進行提案討論，對政府官員進行課責，使用立法以及審查人事權的方式，牽制政府，讓執政與在野黨團進行談判妥協，本來就是民主政治之常態。

就如國父 孫文所說：「政黨可以代表民意。如無政黨，於國家則更不堪問矣！所以有政黨，則可以一治不亂，無政黨則積滯難行。各政黨之中，若逢政策與自己黨見不合之事，可以質問，可以發揮黨見。逐日改革，則無積滯，無積滯即無變亂之禍患。變亂云者，有大小，大則流血革命，小則妨碍治安。是故立憲之國，時有黨爭，爭之以公理法律，是為文明之爭，圖國事進步之爭也。若無黨爭，勢必積成亂，逼為無規則之行為耳。如日本此次之黨爭，亦為文明之爭。因執政政黨之政策，無益於國家，故起而推倒之，從新組織內閣，以求國利民福。或曰黨爭為國之不祥事，此謬論也。蓋黨爭為文明之爭，能代流血之爭也。前在清政府之下，所有革命黨，某某黨，是時不能謂之黨爭。因我國民要推倒滿清，恢復漢人之國，為生死之爭，為兩國之爭，為異族之爭。今各黨之爭，皆維持民國，以民國為前提，以民國為基礎，故曰黨爭。今日所爭為公理，為法律；昔日所爭為仇敵，為種族，兩者須要明白。」(黨爭乃代流血之爭)

在民主政治薰陶下，不管台灣民眾還是韓國民眾都是明理的，深知不得以戒嚴軍事管制方式，來打擊反對黨。更是痛斥中共所主張的人民民主協商制度，也就是擁護中國共產黨唯一執政的政協制度，以及反對北韓金家共產主義革命元勛血統的類貴族統治制度。

但是民進黨這種帶有獨裁思維，扭曲歷史背景，想要以軍事國家暴力手段，處理政治紛爭，不僅人民應該清楚，乃至於大陸民眾要引以為戒，這不是真民主，而是假民主。我們追求的民主憲政，是孫中山式的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秩序，而非披著民主外袍打擊政敵(如德國納粹黨利用《授權法》打擊所有德國左派政黨奪權。)，恫嚇挾持人民的民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