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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的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
不是要把每個人的天賦資質分類
而是在詮釋一個事業的成功過程
國父說思想就是力量
要成就一番事業
總是要先有一個理想(先知先覺)
總是要有人為理想去宣傳去改變(後知後覺)
最後，理想的實踐更需要更大的一群人共同來做(不知不覺)
只有為理想而堅持奮鬥
才有真正成功的可能
百多年來民族對未來的追尋
我們在台灣看到理想的實踐與成就
理想就是自由平等博愛
理想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理想在四六憲法裡
今天的政府捨棄了理想
那我們就不要這個政府
推翻共產重建民國
復行憲法還政於民
是我們當今的理想
為了理想堅持奮鬥
民主憲政的復興
有待我們民國派的奮鬥
國父在民權主義根據革命發生的觀察，有將人類根據聰慧，區分為三類人，第一類為先知先覺者、第二類為後知後覺者，第三類為不知不覺者，並說廣大民眾多是不知不覺者。但是這段話被錯誤解讀為是「愚民論」，最早看到對於這對話的解讀，來自於法國漢學家白吉爾所寫的《孫逸仙》一書，近期在日本作家橫山宏章所寫的《素顏的孫文》一書再度提到，筆者對於這個問題需要著重從整個〈民權主義〉理論與〈孫文學說〉所解讀方能理解，不然容易被文字上解讀誤導，發生上述作者錯誤解讀的狀況。
人類聰慧論與革命
國父提出人類聰慧論，最早是在〈孫文學說〉中提出，提倡出此一理論，主要是要解釋「知難行易」此一政治哲學，從任何文明建設的角度上，闡揚說文明的建設是發明者(先知先覺)、鼓吹者(後知後覺)與實踐者(不知不覺)，三者交互協助，才能建設起人類文明，由蒙昧進入啟蒙教化的文明狀態。
所以國父說：「以人言之，則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其二後知後覺者，為倣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覺者，為竭力樂成。有此三系人相需為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能築也。」(孫文學說)
但在民初的中國，國父認為人民受到「知易行難」概念阻擾。其實「知識」以科學方法即可得知，透過科學方法，實踐就更為容易，國父就以上海租界做形容，表示「今之外人在上海所建設之宏大工廠，繁盛市街，崇偉樓閣，其實行家皆中國之工人也，而外人不過為理想家、計畫家而已，並未有躬親實行其建設之事也。」(孫文學說)
但國家建設國父認為就不同，不知不覺者一直強調要「實踐」，其實沒有對於國家建設有一個『理想』的話，那麼國家未來就無法建立，永遠昧於現實不能，而用「做不到」三字，自欺並欺人。這種狀態，就如同對於研究化學，尊崇豆腐店的老闆，而忽視創立生物學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以及有機化學的裴在輅(Justus Freiherr von Liebig)或研究醫學，推崇蜾蠃注射麻醉藥在蜂蟲中，而不是發明麻醉藥的醫學家。就是因為空談實踐的重要性，而阻饒真正想要進行國家建設有理想的實行家。
就是因為有些後知後覺者，有這種思想阻礙，當有學者提倡說人民的民主知識不足，所以不應該實踐民主共和，就會有一幫人士隨同附和，民國初年袁世凱理直氣壯稱帝，就是受這種思想所害。國父說：『夫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之不足，固無可隱諱者也；且加以數千年專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誠有比於美國之黑奴及外來人民，知識尤為低下也。然則何為而可？袁世凱之流，乃以為中國人民知識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學之士亦曰：非專制不可也。嗚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馬也尚能教之乘，而況於人乎？今使有見幼童將欲入塾讀書者，而語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識字，不可使之入塾讀書也。」於理通乎？惟其不識字。故須急於讀書也。況今世界人類，已達於進化童年之運，所以自由平等之思想日漸發達，所謂世界潮流不可復壓者也。』(孫文學說)
因此先知先覺者掌握革命進程後，接著就是要進行訓政，透過政治革命三階段，逐步透過訓政，讓人民在實踐中掌握權力，這是國父對於先知先覺者的要求。國父對訓政評價說：『故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墊讀書也。然入墊必要有良師益友以教之；而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為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非此則必流於亂也。』(孫文學說)
同理，國父也曾以此道理批評日本殖民政府，國父曾經跟日本殖民朝鮮的官員談話，談到朝鮮獨立革命運動議題，該官員答覆國父說，只要朝鮮人民來向日本殖民政府爭取民權，日本殖民政府就會將權力交還給他們。國父批評此一說法是錯誤的，國父強調：『我們革命黨對待全國人民，就不可像日本對待高麗一樣，要等到人民曉得爭民權的時候才去給他。因為中國人民都是不知不覺的多，就是再過幾千年，恐怕全體人民還不曉得要爭民權。所以自命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便不可像日本人一樣，專是為自己打算，要預先來替人民打算，把全國的政權交到人民。』(民權主義 第五講)
君權制產生起因與政治平等的民權制度
為甚麼會產生君主制度，就是因為有能力的人，國父稱其為先知先覺者，本來應該用其能力服務大眾，但是為了私利，專斷國家權力，因而產生君主制度。國父說：『天生聰明睿智先知先覺者，本以師導人羣，贊佐化育；乃人每多原慾未化，私心難純，遂多擅用其聰明才智，以圖一己之私，而罔顧人羣之利，役使羣眾，有如牛馬，生殺予奪，威福自雄，蚩蚩之民，畏之如神明，承命惟謹，不敢議其非著，由是履霜堅冰，積為專制。我中國數千年來聖賢明哲，授受相傳，皆以天地生人，固當如是，遂成君臣主義，立為三綱之一，以束縛人心，此中國政治之所以不能進化也。』(三民主義文言本)
而君主制度發達之後，由於先知先覺稱帝，需要有法統依據，所以就假造天意，作為權力授權之來源。後繼革命者為了對抗此一學說，所以創造出『天賦人權』理論，這也是西方民主發展的原因。(民權主義 第三講)
但是西方民主革命成功後，透過科學的發達，理解過去對於平等的觀點過於僵化，不顧人類天生天賦上的差異，硬要將人人用至齊頭式上的平等，這也是塑造一種假平等。所以真正的平等，國父說：『社會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據天賦的聰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是不同，自然不能有平等，像這樣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如果不管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就是以後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我們講民權平等，又要世界有進步，是要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民權主義 第三講)
所謂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我們可以理解到，近代民主共和國家，透過廢除貴族制度以及普通公民制度，塑造出參政權利平等的民主制度。但是關於立足點平等，這部分可能從文義上會不懂。筆者認為可以對於國家從立法上，對於家境清寒、偏遠地方原住民，或者身障人士，由於先天上以及後天上的社會環境以及個人能力的劣勢，導致不能與多數民眾享有同等社會資源，國家透過優惠性的差別待遇，給予經濟上以及社會工作上的優惠，如果我們一直昧於『平等』二字，必定一定會認為，對於這些人士的『優惠』是不平等的。
而不僅是社會上的平等，在道德上，國父認為雖智慧上無法平等，但是心態上要平等。國父說：『天之生人，雖有聰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則必欲使之平等，斯為道德上之最高目的，而人類當努力進行者。但是要達到這個最高之道德目的，到底要怎麼樣做法呢？我們可把人類兩種思想來比對，便可以明白了。一種就是利己，一種就是利人。重於利己者，每每出於害人，亦有所不惜。此種思想發達，則聰明才力之人，專用彼之才能去奪取人家之利益，漸而積成專制之階級，生出政治上之不平等。』(民權主義 第三講)
因此民主革命後，所有國民應當從心態上平等為社會共同付出，就所謂『調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奪取為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所謂巧者拙之奴，就是這個道理。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為平等了。這就是平等之精義。』(民權主義 第三講)
小結
國父的人類聰慧論，可以發展出對於君主制度的起源、對於民權革命的心理阻礙，乃至於其對於社會道德觀的看法，如果只是一直指是著墨他認為廣大民眾都是後知後覺，簡直就是太冤枉了。其實從整體文字來看，人類天生聰慧本來就有所不同，目前心理學發達程度勝於20世紀初，已經明確指出家庭背景、教育資源....等不同，亦會影響一個人類的健全。所以筆者更是認為，承認人類聰慧論，不僅發展民權主義，更是作為民生主義上「養民」理念的根源。否則根據資本主義的傳統理論，政府不應推動社會保險以及福利制度，個人所需要福利措施，自行跟民間銀行以及醫療基金會承辦，自行負擔，這並非國父所希望的中國政府。
所以許多人士都是誤解國父言論，以此短文對於國父理念進行整理與闡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