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局長演講全文：中共如何侵害美國
秋生編譯報導
發表：2020年7月10日 下午12:11
7月7日，美國智囊哈德遜研究所舉辦影片對話，主題為「與FBI局長對話：中共試圖影響美國機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Wray）發表演講，全面闡述中共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的侵害。
以下是FBI局長演講全文翻譯。
會議對話者：哈德遜研究所戰略與政治高級研究員沃爾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大家好！感謝大家參加今天哈德遜研究所的活動。我們都按照適當的方式戴了口罩，並且保持了合適的距離。今天我們請到了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多弗·雷。我很高興今天回到辦公室，與局長交談。
克里斯多弗·雷目前擔任聯邦調查局的第八任局長。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曾在聯邦政府裏擔任不同職務，包括在司法部副部長辦公室擔任首席司法部副部長，負責監督司法部對執法機構進行調查。
2003年，喬治·W·布殊總統任命雷先生擔任司法部助理部長，主掌刑事法庭，監督重大的國內和國際刑事案件調查，並且負責司法部反恐、反間諜以及出口管制等部門。911事件以後，雷先生在司法部開展的打擊恐怖主義、網絡犯罪以及國際間諜等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今天雷先生將和我們一起討論中共如何通過間諜、虛假新聞不斷地企圖干涉美國國內事務，從事知識產權盜竊和金融盜竊等話題。雷局長，我非常榮幸歡迎您來到哈德遜研究所！
謝謝！沃爾特，早上好！大家好！我意識到這次交談有挑戰性，尤其是在目前的局勢下舉辦這樣一次交談。感謝哈德遜研究所舉辦今天的活動。長期以來對我們國家的情報、知識產權、經濟活力構成的最大威脅來自中共的反間諜和經濟間諜活動，它威脅了我們的經濟安全，並且進一步威脅到了我們的國家安全。
作為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近期的講話中講，我們不能對中共的行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今天，就這種威脅的嚴重性問題，我將提供的有關中共威脅的細節比聯邦調查局曾經在公開論壇上公佈的還要多。
這種威脅如此嚴重以至於司法部部長和國務卿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也要大量談及這些問題。如果你認為這些事情只是情報問題，或者是政府問題，或者基本上是大公司可以自己解決的惱人的小事，那你就是大錯特錯了。中共的盜竊規模如此巨大因此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之一，而受害的是美國人民。
如果你是一個美國成人，那麼中共很有可能已經盜走了你的個人信息。2017年中國軍方密謀對艾可飛Equifax信用公司進行了黑客攻擊，盜走了一億五千萬美國人的個人敏感信息。這幾乎是美國人口的一半和大部份成年人。
過一會兒我會談到，這不可能是一個孤立的事件。遭遇危險的不僅僅是我們的信息，還有我們的健康、我們的生計，以及我們的安全。我們如今面臨的情況是聯邦調查局每隔10小時就要啟動一個新的與中共有關的反間諜案件。
目前聯邦調查局在全國範圍內正在偵辦的接近5000宗反間諜案件中，幾乎一半與中共有關。
就在此刻，中共正在努力侵入美國從事COVID-19病毒（中共病毒）關鍵性研究的醫療機構、製藥公司、學術機構等。
在此讓我澄清一下，這與中國人民無關，也當然與美國華人無關。美國每年歡迎10萬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來到這個國家。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從中國來到美國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尋找天賜的自由，而我們的社會對他們的貢獻給予了更好的回報。因此，當我說來自中國的威脅時，我說的是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
想要理解這種威脅以及我們必須如何做出反應，美國人應該記住三件事。
第一，我們需要看清中共當局的野心有多大。中共，相信通過一代人的戰鬥可以超越我們的國家，獲得經濟和技術上的領導地位。
這足以讓人清醒。可是中共發起這場戰鬥的方式不是通過合法的創新，不是通過公平合法的競爭，不是通過賦予其公民以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創造性，而這些正是我們在美國所珍惜的。相反，中共不擇手段，舉全國之力想要成為世界唯一霸主。
第二，美國人需要明白的是中共使用了各種各樣的複雜手段，從網絡攻擊到收買可靠的內線，他們甚至於直接派人親自去偷。他們開創了一種廣泛利用多種人員身份偷盜創新技術的方法，不僅包括中共情報人員，而且包括對外宣稱是私人企業的國有企業，某些種類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員，以及其他五花八門的為他們服務的人員。
為了實現其目標並且超越美國，中共認識到它需要在尖端科技方面實現跨越。但是可悲的事實是，中共不是通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實現創新，而是經常偷竊美國的知識產權，然後用來與其所傷害的美國公司進行競爭，這等於說是兩次行騙。他們瞄準了從軍工設備到風力渦輪機、大米、粟米種子等一切領域的研發。
中共政府通過其人才招聘計劃，比如所謂的「千人計劃」，極力誘使科研人員偷偷地把我們的知識和創新帶回中國，即使那意味著盜竊有產權的資料，或者違反我們的出口管制以及「利益衝突」法規。
以中國公民、美國合法永久居民科學家譚洪金的案子為例，他申請到了中共的「千人計劃」，從他的前僱主——位於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家石油公司——盜竊了價值10億美元的商業秘密，因此遭到逮捕。就在幾個月以前他被判刑入獄。
還有石山的案子，他是一名來自德克沙士州的科學家，於今年初被判入獄。石山盜竊了有關複合泡沫塑料技術的商業秘密，該技術作為一項重要的海軍技術應用於潛艇。石山也申請了中共的「千人計劃」項目，並且特別承諾在美國「消化」和「吸收」相關技術，為中共國有企業效力，那些企業的終極計劃就是擠垮美國公司，搶奪市場。
還有一種詭計更加讓人憤怒、極端惡劣。耍陰謀的人把偷竊來的加工技術在中國申請專利，然後主動向受害的美國公司提出利用其被偷竊的技術辦合資企業。我們正在談論的這家美國公司花了多年時間和幾百萬美元開發這項技術，中共無法複製它，於是就花錢僱人把它弄到手。
就在兩個星期以前，張浩被判犯有經濟間諜罪、盜竊商業秘密罪，串謀盜竊兩家美國公司的有關無線設備的有產權的資料。其中一家公司曾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開發被張盜走的技術。
這些案件來自聯邦調查局偵辦的一千多宗中共實際盜竊和企圖盜竊美國技術的案件，也就是說，還有一千多宗正在進行的與中共有關的各種反間諜調查我還沒有提到。我們正在通過我們的全部56個地方辦事處開展這些種類的調查。我們看到，在過去的10年裏與中共有關的經濟間諜案件大約增長了1300%。
我們面臨的風險已經高得不能再高了，對美國企業以及整體經濟造成的潛在的經濟上的傷害幾乎難以計算。
正如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在六月份的講話中所說，中共政府還在肆意使用黑客盜取公司及個人的信息，其中有軍方黑客，也有民間黑客。我剛剛提到的對艾可飛Equifax信用公司的黑客入侵併不是中共唯一一次大量偷盜美國公眾的敏感個人信息。中共軍方人員已經受到了指控。
再比如說，你們中有人在安瑟姆Anthem或者與其有業務往來的保險公司買過健康保險嗎？在2015年，中共黑客盜取了該公司八千萬當前客戶和以往客戶的個人信息。
或者你也許是一名聯邦僱員，或者你曾經是聯邦僱員，或者你曾經有一次申請一個政府工作崗位，或者你的家庭成員或者室友申請過。那好，在2014年，中共黑客從聯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盜取了二千一百多萬份記錄。
他們為甚麼做這些事？首先，中共急於搶先在人工智能領域成為世界領袖，他們偷盜的這些信息可以直接用於中共的人工智能工具的開發。
此外，威脅會進一步疊加，因為中共盜竊的數據很明顯有助於他們嘗試把某些人確定為收集秘密情報的對象。在這個前沿領域，中共正在利用各種社交媒體平台，這與美國人為了保持人際聯繫或者找工作而使用的社交媒體平台一樣，但是中共的目的是物色有機會接觸我們政府的敏感信息的人，瞄準這些人以便偷竊信息。
僅舉一個例子，最近，一名中共情報官員在一個著名的社交媒體平台上偽裝成一個獵頭人，主動向一名美國公民提供一大筆錢購買所謂的「諮詢」服務。這聽起來好極了，直到後來你發現所謂的「諮詢」服務都與這名美國公民作為美國軍事情報專家有機會接觸到的敏感信息有關。
如今那個故事有了一個讓人高興的結局：那個美國公民做了正確的事情，舉報了那個可疑的聯繫人，於是聯邦調查局與我們的武裝人員合作，把那人抓住了。我希望我可以說所有這種事都能有這樣的結局。
學術界也發生過類似的麻煩事兒。
中共通過我們剛才提到的「千人計劃」等人才招聘計劃收買美國大學裏的科研人員，讓他們把我們的發現和創新成果秘密帶回中國，其中包括有價值的聯邦資助的研究成果。直接說吧，這就意味著美國的納稅人有效地為中共自己的技術開發買單。然後中共利用這種不勞而獲的收益削弱美國的研究機構和公司，阻止我們國家的發展，讓美國人失業。我們看到這樣的結果越來越多。
僅五月份一個月，我們就逮捕了王擎，他曾在克利夫蘭醫學中心做研究員，從事分子醫學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遺傳學研究；還有洪思忠，他是阿肯色大學的科學家，為美國太空總署NASA做研究。這兩人都被控犯有欺詐罪：在接受數百萬美元的美國聯邦資助的同時隱瞞了他們加入中共人才招聘項目的事實。
在同月，埃默里大學前教授李曉江認罪，承認提供了虛假的報稅表，沒有據實申報他從中共的「千人計劃」項目中獲得的收入。我們的調查發現，他在埃默里大學從事亨廷頓疾病研究的同時，從中國收到50萬美元，但是沒有申報。
類似的案件還有查理斯·列伯，哈佛大學化學及化學生物學系主任，就在上個月被指控向聯邦政府提供虛假陳述，隱瞞自己參加「千人計劃」。美國政府控告列伯向哈佛大學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隱瞞了自己在一所中國的大學裏擔任戰略科學家一職的事實。被隱瞞的事實還包括：中共政府通過武漢工程大學向他支付每月5萬美元，至少15萬美元的生活開支，至少150萬美元用於在中國建立一個實驗室。
案件不止這些。中共用來駕馭美國人的另一個工具我們稱之為「惡意外國影響」。
目前傳統的外國影響是一種正常的、合法的外交活動，一般通過外交渠道進行。但是惡意的外國影響是顛覆性的、秘而不宣的、犯罪性質的，或者以脅迫為目的的，旨在左右我們政府的政策，扭曲我們國家的公共話語，打擊我們對民主程序和民主價值的信心。
中共正在進行一場高度複雜的惡意對外影響運動，其手段包括賄賂、敲詐、秘密交易。中共的外交官既施加公開的、赤裸的經濟壓力，同時收買貌似獨立的中間人，藉此把中共的喜好強加給美國官員。
僅舉一個司空見慣的例子，比如說中共得到風聲說某位美國官員正計劃去台灣旅行，可能是一位州長，或者州參議員，或者國會議員。中共不想看到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這一次旅行可能看起來像是使台灣從中國獨立合法化——當然，台灣獨立的合法化與「一個中國」的政策相衝突。
那麼中共怎麼辦？好，中共有手段影響該美國官員的選民。美國公司、學術機構、新聞媒體都有合理的、可以理解的理由去結交中國夥伴，進入中國市場。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獨裁本質，中共對美國人的那些夥伴和市場擁有巨大的控制力。
於是，中共有時就開始公開地、直接地去影響那位美國官員。中共可能會公開警告，如果那位美國官員執意要前往台灣，中共將吊銷該官員所在州的一家公司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許可證。這將對那家公司構成經濟上的傷害，會直接給那個美國官員造成壓力，使其改變旅行計劃，也讓該官員知道中共正在影響著他。
這真是夠壞的。但是中國共產黨的手段通常不止於此。如果它想繼續擁有權力，它就不會停下來。於是它就更加歹毒地運用各種手段。如果中共的直接的、公開的影響活動不能奏效，他們有時就會採用一些間接的、隱蔽的、具有欺騙性的方式施加影響。
我們繼續講那個美國官員計劃前往台灣旅行，因此惹惱中共的案例。中共會更加冷酷無情地尋找與該官員非常貼近的人——該官員最信任的人。中共會努力影響這些人，讓他們作為中間人站在中共的立場上去影響該官員。
被拉攏的中間人就會對該官員耳語，努力左右該官員的旅行計劃或者該官員在公開場合對中共政策的表態。這些中間人當然不會告訴該美國官員他們是中國共產黨的走卒。更糟糕的是，某些中間人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被當作棋子利用了，因為他們自己也被騙了。
總而言之，中共毫不猶豫地施放煙幕、製造幻象、誤導方向，以此影響美國人。
同樣，如果學者和記者想要到中國旅行，中共常常強迫他們做自我審查。我們曾經見到中國共產黨給美國媒體以及體育明星施加壓力，讓他們迴避或者壓制人們在香港和台灣問題上批評中共的野心。這類事情屢次發生，遍及美國各地。
我注意到了一個不幸的事實，這場全球瘟疫並沒有能阻止中共的這些行為。事實上，我從聯邦官員、各州官員，甚至地方官員那裏得知，中共外交官咄咄逼人地催促他們支持中共處理COVID-19病毒危機的做法。是的，這種事在聯邦和各州層面都發生過。就在不久前，我們有一個州的一位參議員甚至被要求建議做出一個決議支持中共對這場全球瘟疫的反應。
我要強調的是：這一切看似無關緊要的壓力會發展成一種制定政策的環境，讓美國人感到自己被中國共產黨束縛在了一個桶裏。
一直以來中共政府和中共厚顏無恥地違反已經制定好了的規則和法治。
從2014年開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率先發起了一個名為「獵狐」的計劃。目前，中共把「獵狐」計劃描述成某種國際反腐運動，實際上不是這樣。相反。「獵狐」計劃是習總書記主持的一個大規模行動，目標瞄準在被他看作是威脅的、居住在中國以外、遍及世界的華人，也就是那些試圖揭露中共如何大規模侵犯人權的政治對手、異見人士和批評者。
他們所瞄準的數百名「獵狐」行動的受害者就居住在美國，而且很多是美國公民或者是綠卡持有者。中共政府企圖強迫他們回到中國，所採取的策略令人震驚。
比如說，如果中共政府找不到某個「獵狐」目標，就會派一名特使去該目標在美國的家中。讓家人傳遞一個甚麼消息？目標有兩個選擇：要麼馬上返回中國，要麼自殺。如果「獵狐」的目標拒絕返回中國，那會怎麼樣？在以前，他們的家人，無論是在美國的，還是在中國的，都會受到威脅和強迫，那些在中國的家人甚至會被逮捕作為要挾。
我要藉機說明，如果你相信中共政府正在瞄準你，你是「獵狐」計劃的潛在受害者，請你與聯邦調查局的地方辦事處取得聯繫。
既然理解了一個國家如何運用這些謀略，那我就說一說美國人需要記住的第三件事：中共擁有一個根本上不同於我們制度的制度，它正在不擇手段地鑽我們開放制度的空子，同時利用它自己封閉制度的優勢。
很多區別在美國這裏意義重大，但是在中共那邊卻很模糊或者幾乎不存在。我是在講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區別，民間與軍方的區別，國企與「私」企的區別。
有一件事，相當多的中國大型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完全歸政府所有，因此就是歸黨所有。即使不是，中共的法律也允許政府強迫任何中國公司提供政府需要的信息，包括美國公民的信息。
除此以外，中國公司，無論規模大小，都要按照法律要求在其內部成立中共「組織」以確保公司堅持共產黨的路線。更令人驚訝的是，據說在一些在中國經營的美國公司裏也建立了中共黨組織，費用計入營業支出。
美國公司在考慮與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開展合作的時候，應該再三考慮這些特點，全體美國人在依賴這種公司的設備和網絡的時候，也應該三思。作為全球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華為可以廣泛地深入到美國公司在中國的業務。華為在美國被控犯共謀欺詐罪，據起訴書所說，曾經多次盜竊美國公司的知識產權，干預司法，對美國政府及其商業夥伴包括銀行撒謊。
指控非常清楚：華為是連續盜竊知識產權的竊賊，有盜竊模式，而且無視法治和受害者的權利。我得告訴大家，它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最近讀了一篇文章，其中描述了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對其公司理念的理解。
據說他在華為的一個研發中心告訴員工，為了確保公司能繼續生存下去，他們需要——我來引用他的話——「衝啊，邊衝邊殺，讓鮮血染紅我們的道路。」據說他還告訴員工，華為已經進入了——引用他的話——「戰爭狀態」。我當然希望他說的不是字面意思，但那個語氣很難令人振奮，尤其是考慮到該公司持續不斷的犯罪行為。
在我們當今世界，最可怕的前景莫過於一個充滿敵意的外國政府有能力毀壞我們國家的基礎設施和設備。如果像華為這樣的中共公司獲准不受限制地進入我們的電信基礎設施，他們就可以收集我們在他們的設備或網絡上傳輸的任何信息。更糟糕的是，如果中共當局想要得到某種信息，他們就別無選擇地把信息交出。在美國，個人私隱以及正當程序保護被奉為神聖不可侵犯，但是在中國乾脆就不存在。
中共當局致力於廣泛的、多種多樣的盜竊活動以及惡意影響，藉助極權政治的高效率發起攻勢。他們精於算計，堅持不懈，有耐心，不受一個開放、民主社會或者法治社會的道義約束。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共產黨人將繼續盜用我們的智慧，影響我們的政策制定者，操縱我們的公共輿論，盜竊我們的信息。他們採用的方法就是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行業，因此也要求我們使用一切手段，利用一切行業予以回應。
我們聯邦調查局的同事們每天都在勤奮工作，以保護我們國家的公司，我們的大學，我們的電腦網絡，以及我們的智慧和創新。要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廣泛地使用各種技術，既提高了我們的傳統執法水平，也提高了我們的情報能力。
我想簡要地說明一下，我們取得了成功。在很多外國夥伴的幫助下，我們逮捕了全球各地的目標。我們的調查以及隨後的起訴揭露了共產黨人使用的諜報技術，提升了我們的危險意識以及我們的各產業的保護意識。我們行動也展示了我們的決心以及起訴犯罪元兇的能力。下斷言是一回事，但是在我們的司法制度下，如果一個人、一家公司被調查或者被控犯罪，我們必須要證明起訴的真實性，而不只是一個合理的懷疑。
事實是關鍵，刑事指控也是關鍵。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的刑事起訴已經使其它國家加入到我們的事業中，這對於勸說中共改變其做法非常關鍵。
我們正在與美國以及國外的夥伴機構開展更加緊密的合作。我們不能孤軍奮戰，我們需要全社會的響應。這就是為甚麼我們情報機構和執法機構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以便為公司、大學、美國人自己提供他們需要的信息，以便他們做出精明的決策，保護他們最寶貴的資產。
有效地抗擊這種威脅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與中國人做生意，也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邀請訪問學者，也不意味著我們不應該歡迎中國學生，或者不應該與中國一起在國際舞台上共存。但是這確實意味著，一旦中共違反了我們的刑法和國際準則，我們將不會容忍它，更不要說幫助它了。聯邦調查局將與我們遍及美國政府的夥伴機構一起對中共追責，保護我們國家的創新、智慧和生活方式，這要依靠美國人民的幫助和警惕性。
謝謝你今天邀請我！
謝謝你，局長！#
提問內容
米德：我們歡迎今天沒有能夠來到現場聽講的人提出問題。所以，如果你願意通過電子郵件提問，我們的郵件地址是：2events@hudson.org。就是hudson點org。我們會很高興閱讀你提出的問題。哈德遜研究所的行政人員負責把問題收集起來，然後我們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問題轉交給局長。
這裏我想先問幾個我自己想問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我想可能也是聽您報告的很多美國人的腦子裏想到的問題，他們聽說中共正在偷竊個人信息，而且這種偷竊可能越演越烈。對於那些關心如何保護他們個人信息免遭中共或者其他懷有敵意的外國機構盜竊的人，您有甚麼建議？
雷：我認為美國人也需要主動採取措施保護他們的信息。措施包括經常性地更換密碼，還包括監控你自己的信用記錄、你的帳戶交易，看是不是有人可能盜用了你的身份。我們在聯邦調查局的網站上發佈了很多這一類信息。如果人們還有更多的問題，可以去找聯邦調查局在當地的辦公室。
米德：太好了。他們怎麼才能找到當地的聯邦調查局？
雷：在網上很容易找到。
米德：太好了。您說不同國家在這方面的合作有增加的趨勢。您能否簡單談一談？
雷：好的。在我們剛剛講過的那些事情當中我發現有一件事最鼓舞人心，那就是美國和我們的外國夥伴之間的一致共識程度正在增加，包括對威脅、威脅的嚴重性、威脅的重點、我們共同合作抗擊威脅的重要性等方面的共識。
我發現我和我的外國夥伴們只要一坐下來，我們經常在一起坐一坐，這個來自中共的威脅就會成為他們首先想要議論的話題之一，即使它不是我們議程中的必要話題。坦率地說，我發現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商界和學術界，不僅是在美國，也在世界各地。
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當這個國家對事物的看法出現嚴重分歧的時候，有時候就彷彿這個國家的人們甚至連某一天是星期幾都無法達成共識。但是關於這個威脅，關於這個來自中共的威脅，關於它的嚴重性，關於它的優先性，關於大家團結起來清除威脅，我卻真實地看到一定程度上的一致和共識，貫穿兩黨、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正如你在你的問題中提到，其它國家也出現同樣的情況。可以說這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從未見過，我想這是一個好消息。
米德：這確實與我們聽到的很多事情不同。關於中共瞄準十一月份的選舉，您怎麼看？您有沒有甚麼特別的關注點？
雷：好，我想說，那當然了，中共對外的惡意影響活動企圖改變我們的政策和立場，每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時，從不間斷。它並不是僅僅針對選舉，而實際上是一種時刻不停的威脅。但是他們當然要對選舉施加影響，當然在施加影響的過程中有他們的算計。
米德：您所看到的大部份中共影響和大部份惡意的對外影響都圍繞著哪些方面？您提到了台灣，還有其他方面嗎？
雷：還包括台灣、香港，以及各種呼籲中共停止壓迫持不同政見者、停止侵犯人權、停止壓迫維吾爾人的聲音，還有中共對COVID-19 瘟疫的反應，這個單子會很長。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共政府自己的政策、立場、喜好是路人皆知的。更惡毒的是他們採用更間接的方式影響我們的政策制定者以至於有時候我們的政策制定者甚至沒有意識到那種危險的存在。
米德：您剛才在講話中已經提到了一些。您能不能更深入地談一談中共企圖施加這類影響的方式？
雷：一般說來，如果你在琢磨中國人（共產黨人）使用的是這種計謀還是那種計謀，那麼你就想一想有一種多項選擇題，其中最後一項是「以上全部」。這個選擇一般都對。但是有一種威脅我們要特別關心，那就是我所說的比較間接，但是後果同樣嚴重，在某種程度上講，比通過中間人施加的影響還要嚴重。
比如說，如果你是州長，或者州參議員，或者某市市長，你可能非常老練，足以知道只要是中共大使館的代表來訪，開口告訴你你對香港或者台灣的理解都錯了，那麼你就要提高警惕了，要有所保留。
可是如果那個來訪和你交談的人你已經認識10年或者15年了，也許是你競選活動的贊助者，或者是在過去與你有聯繫的某個商家，某個你信任的人，那怎麼辦？那個人前來告訴你，哎，沃爾特，我認為在香港問題上你的觀點不對，你真的應該迴避一下，我覺得你做得過火了。假如那人來了，對你說：嘿，剛才有個中國大使館的傢伙來了，讓我告訴你這件事。那你當然知道怎麼做，沒問題。可是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情形可能不會發生。這就需要你獲得全部信息以便你作為州長、市長、參議員、國會議員、行政官員知道自己正在和甚麼人打交道。
米德：關於大學，中共有很多手段，比如你所提到的允許學者去訪問中國，這對履行合作協議來說是必要的，此外我猜想我們還應該考慮到招生的問題等等。您是否看到了一些跡象能說明中共正在努力協調各種各樣的工具迫使大學接受某些要求？
雷：他們當然企圖影響教育界和學術界。這是我們經常看到的。我們看到他們企圖招募科研人員，譬如說通過我剛才講過的「千人計劃」。我們也有一些案件，我已經談到過了。在這之前，或者某種軟實力，你知道很多美國大學都設立了孔子學院，用於審查言論，或者宣傳中國，採用的方式在美國人看來超乎常規。好消息是越來越多的大學正在把它們關閉。從某種意義上講，與我在講話中描述的很多其他事情相比，這還不算很緊迫。
米德：關於孔子學院，他們都做了甚麼？
雷：在大學裏，他們盡力把學生們聚到一起，把中共的敘事融入交流對話中，使其發揮主導作用。我可以講得更具體，但是說來話長。
米德：好，我們回到商業安全和科技安全方面的問題。您是不是看到中共的間諜活動在某些特定的領域裏特別猖獗？他們是不是特別重視某些領域？
雷：總的來說，中共有五年計劃，他們有「中國製造2025」的目標，有明確的戰略。總體上看，如果你看一下那個戰略的產業規劃，你就會看到它與我剛剛描述的眾多知識產權盜竊案之間有一種並非偶然的聯繫。
但是在這場COVID（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期間，他們的重點當然是航空製造和醫藥衛生。你知道，我們經常看到，某家製藥公司或者研究機構剛一宣佈取得了某種與這場全球瘟疫有關的重大的有良好前景的成果，他們有時幾乎就在第二天就開始發現來自中國的網絡黑客正在行動，盯住了那家機構。
所以重點是航空製造、醫藥衛生、機械人技術，但是有時甚至包括農業。我是說，當我說聯邦調查局的全部56個駐各地辦公室都在進行這一類調查的時候，很多人不明白，這沒有關係，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故意到處擴展我們的工作範圍，而是因為威脅遍及全國，不僅在農村地區，而且在大城市，涉及從《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一直到小型初創企業。
米德：有沒有對這類間諜行為給美國企業造成的傷害的估算？
雷：我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我覺得人們總是努力找到一個數字。我告訴你吧，我見到的每一個數字都會讓你大吃一驚。
米德：是數十億，而不是幾十億，對嗎？
雷：是的，僅舉我提到過的俄克拉荷馬州的例子，你看到就一個人盜竊了一家公司的價值10億美元的商業秘密。我講了有一千個左右的案件，全都是很具體的中國企圖盜竊美國技術的案件。你可以由此推斷美國的損失。
米德：有沒有您想要有但是卻沒有的相關立法？
雷：你可能從未見過哪個聯邦調查局局長不歡迎更多的工具。我想說，國會已經做了一些有價值的工作來幫助我們，包括，比如說不久以前，他們修訂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的章程，為那些不了解如何在美國進行併購的外國企業立法。在併購過程中會經常出現一些比較敏感的信息被以外國併購的方式偷竊，於是他們在章程成為法定方案之前把其中一些存在的漏洞堵住，以便於國家安全機構更有可能恰當地保護美國人的信息。
米德：我這裏有一些聽眾在現場提出的問題。有人問：「獵狐」行動在美國和歐洲有多麼普遍？您能不能談一談中共採取的其他類似的策略？
雷：至於說「獵狐」行動的普遍性，我想我們就在美國已經看到了幾百起。幾百起，你可以稱他們是目標，也可以稱他們是受害人。坦率地講，中共政府企圖抓捕脅迫的人有幾百個，而且正如我剛才所說，也發生在其它國家。至於說策略，他們有五花八門的脅迫策略。我們看到過這樣的情形：他們來了，然後評價他們的家人在中國的情況，那口吻就是明明白白的威脅。你就想像一下吧，你的想像不會太錯。
米德：我們一直在與其它國家政府合作打擊這種行動嗎？這是讀者和觀眾提出的問題。
雷：我們當然一直在與我們很好的外國夥伴合作，對比記錄，交換成功經驗等等，以打擊「獵狐」行動的威脅。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協調也很重要。我是說，在某個層面上要按照一些既定的方法，既定的程序來與外國執法部門相互合作，對吧？在全世界各地一直有與外國政府的依法合作。你要按照某種方式去做，你要與那個人所在國家的執法部門進行協調。但是「獵狐」行動不這樣幹，他們基本上是流氓執法，在美國不能被允許，也無法與美國的執法機構協調。這實際上暴露了問題的關鍵：他們其實是在壓制異見，對持異見人士和批評者施壓。
米德：世界各國應該如何緊急應對中共的可疑行為，並且在實際上震懾中共？
雷：我認為我們可以與世界各國一起更多地交流。我們歡迎競爭，我們歡迎學術交流，我們歡迎旅遊，但是猖獗的知識產權盜竊是不允許的，網絡入侵盜取公民個人信息是不允許的，經濟間諜活動是不允許的。這是一個行為問題。我們需要更多地強調：參與全球經濟的關鍵是遵守其它國家都遵守的規則，遵守文明國家所尊重的法治和國際準則。
我們強調得越多，中共政府就越有希望能夠調整其行為，也越能夠懂得競爭有正確的方式和錯誤的方式。但是，如果他們持續違反我們的刑法，損害我們的國家安全，那麼他們將繼續遭遇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米德：還有一位聽眾想知道：是否有某種全球性的機構框架可以用來打擊知識產權盜竊和技術安全盜竊？
雷：當然有。我覺得這個框架的問題正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得到解決，並且有了一些改進，但是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國家之間以雙邊，還有多邊的方式進行合作。比如說，有國際標準確定機構，形式不同，規模不同，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中國，以及其它國家都參加了。在這些種類的論壇上各國坐在一起再次澄清：一切都是有規則的，就我所知，沒有哪個國家認為偷竊他人財物是可以的。
米德：還有一個問題。在最近的一個案件中中國公民被控非法闖入基韋斯特海軍航空站。這個人被發現為中共公安部服務，而不是為國家安全部或者人民解放軍情報部門服務。聯邦調查局是否認為中共正在利用公安部進行間諜行動侵犯美國？
雷：我要說，比如「獵狐」行動，主要由公安部指揮，而不是由國家安全部或者人民解放軍指揮。但是一般說來，我在講話中所描述的那些事情很多都是由國家安全部和人民解放軍啟動的。
米德：另一位觀眾想更多地了解中國對農業以及知識產權盜竊的興趣。請您多談一談：他們的一些目標是甚麼？如何實現？
雷：在農業和農業技術方面，我們美國當然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領導者，比如基因改造種子等等技術。我們在農業方面有大量的非常精緻的研發。於是你在中西部，在堪沙士州、愛荷華州、內布拉斯加州看到有人，中國人，企圖偷竊這些種子，帶回中國進行逆向還原。它可能是大米和粟米。我們有一個案例，是用鏡頭拍攝到的，就在不久前他們抓獲了各種各樣為中共政府工作的非國家行為者，從地裏挖種子，趁著夜色偷種子。我們還有一個案例，疑犯在他們的行李裏面攜帶著種子，企圖帶回中國，在機場被抓獲。
米德：你看到聯邦調查局到目前為止偵辦的大量的案件，其中大部份是研究人員違反程序、做虛假承諾、從事金融犯罪等等，哪一部份人專門從事重大研究發現，或發現，或知識產權的盜竊？他們的整個行為的結局如何？我們的一位觀眾很想知道。
雷：我們使用任何我們認為最有可能證明的罪名起訴他們。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會選擇採用某種方式起訴以保護研究成果。
比如說，因為我們努力從長遠考慮，但是當然了，起訴知識產權盜竊的罪名多種多樣。我描述的很多罪名都是掩蓋，某種程度的。這不只是掩蓋盜竊的動機，也是掩蓋盜竊行為本身。這是問題的關鍵，包括虛假陳述、虛假的納稅報表等等。這很重要，因為他們企圖掩蓋他們與中共政府的關係，欺騙他們所在的美國大學，或者他們的美國僱主，各種人吧。不管怎麼說，我對美國公司、美國大學和美國人充滿信心：一旦獲得了正確的信息，他們就會做出明智的、合理的、富有愛國情懷的決定，但是一旦某些非國家行為者掩蓋了他們與中共政府的關係，那些僱主、公司、大學、以及一般人就無法做出明智的決定。
米德：您一直在講用這種全社會參與的方式解決問題，講在美國非政府行為者的重要性。我們這裏有一個問題。聯邦調查局以及司法部有沒有資源提供給私人企業？或者您對這些企業有沒有一些建議？
雷：我們聯邦調查局所有的地方辦公室都設有專職人員，他們接受委託與當地的商家和大學發展關係，還設有私人企業協調人。這是聯邦調查局在過去10年或者15年間出現的一個新特點。我認為它反映了聯邦調查局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合作水平。這種合作是必要的，無論是私人企業還是私立大學。所以說，我們提供的資源不是資金，而是信息、方法，使他們能夠採取步驟保護他們的信息技術、他們的發現、他們的創新。我們提供資料、回答他們的問題等等。
我去過聯邦調查局的全部56個地方辦公室。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與當地的私人企業夥伴見面。你能看到這種關係與合作今天還存在著。這裏我想再次聲明：這些都是機構。我說的是私人公司和私立大學，他們在很多方面，在嚴格意義上獨立自主。我們不是對他們指手畫腳。他們可以自由決定終止某種關係來提高他們的網絡安全，採取一切手段來保護他們自己，我認為這是我們的制度的力量的一部份。
米德：很明顯，聯邦調查局、司法部以及其他聯邦機構都正在這些方面增加力度。您是否看見一些跡象表明中共正在改變策略，或者甚至有所收斂？我們所談到的這些對中共是否產生了影響？
雷：我認為正在產生影響，儘管這個影響能否是我們從長遠角度所期待的正面的影響還有待觀察。當然，我們已經看到中共在某種程度上在他們的一些策略上不那麼公開了。至於說這是不是進步，大家可以討論。他們是不是隱藏得更好了？或者他們真的收斂了？但是我認為他們開始認識現實。我們不必討論為甚麼，我們只是知道我們不再容忍他人違反我們的法律。其他與我們合作的國家也有類似的觀點。
米德：我們的交談就要結束了。我只是想，您在講話中很多次談到需要保持與中國交流的渠道暢通，既不是為了攻擊中國政府，也不是慢慢開始向美國華人發難。您還有話需要補充嗎？我們怎樣保證中國學生和其他中國人在這裏受歡迎，雖然目前狀態還在持續？
雷：我想說，我是這麼看的，他們瞄準的是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創新。從某種意義上講，你聽說有這樣一種說法，叫做：模仿是最純粹的諂媚。他們嫉妒我們制度的成功，而他們無法取得我們制度的成功。我們有自由和自由市場環境，並且為此驕傲。因此我認為有必要闡明：我們不懼怕競爭。我們不懼怕競爭，無論是經商還是思想。但是行為很重要，必須改變的是行為。總而言之，法治是關鍵。
米德：好！非常感謝您今天來到我們這裏，做了這麼精彩的報告。我確實受益匪淺。我們這個日益興旺的美國的確需要一種共識來應對中國人的某些行為。在美國社會面臨觀點兩極分化的時刻，這種共識是我們能看到的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感謝您來到我們這裏！我希望能不久再次在這兒見到您！
雷：謝謝！沃爾特！謝謝你的邀請！#
